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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春台 1979-09-05 00:00

全面 比较 反复

第3版()
专栏:

全面 比较 反复
左春台
坚持实事求是,使我们的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并且注意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全面、比较、反复。
全面
全面,就是既看到正面,又看到反面,既看到利,又看到弊,既听赞成意见,也听反对意见。简言之,就是好话坏话都要听,权衡正反两面的利弊得失,求得比较全面的认识。唐朝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同志反复说过,研究和处理问题,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所谓表面性,就是不知道从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透过现象深入事物本质去看问题。一句话,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和辩证的观点看问题,而用唯心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问题。比如,以财经工作来说,只了解需要一方,不了解可能一方,只了解积累一方,不了解消费一方,只了解分级分口管理一方,不了解加强综合平衡一方,只了解局部一方,不了解整体一方,只了解分权一方,不了解集权一方,只了解服务一方,不了解监督一方,如此等等。总之,是不了解矛盾各方面的特点。就拿财政和财务工作经常碰到的服务和监督来说,它们本来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是矛盾的统一。任何一笔拨款,支农资金也好,更新改造资金也好,基本建设投资也好,按需要拨给,这是服务;同时,又要审查,看是否符合国家计划,是否有物资保证,是否取得最好的经济效果,这是监督,而监督正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是否可以只有服务而没有监督,或者只有监督而没有服务呢?不可以。把服务和监督割裂开来,其所以不正确,就是因为它不符合实际。当然,要把服务和监督正确地结合起来,既按照计划保证各方面合理的资金需要,为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建设服务,又要厉行节约,少花钱多办事;既加强监督,严格按照国家计划和制度办事,又实事求是,使用款单位心悦诚服,感到是帮助而不是阻难,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做到需要和可能、集权和分权、积累和消费等等的正确结合,加强综合平衡,更不是对周围事物粗略地望一望所能办到的。在这里,深入实际,向实际做调查,向群众做调查,多看(调查问题的各个方面),多听(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多想(把调查来的情况和各方面的意见联系起来加以思索),是正确解决问题的钥匙。舍此,是没有什么“妙法”可寻,“捷径”可走的。
因此,为了弄清事实,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详细占有材料,并从事物的各方面和它们的联系中多方面考虑。完全无调查,固然会象“盲人骑瞎马”一样,就是弄到一鳞半爪的材料就下结论,往往也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我们的调查所以要全面深入和系统周密,就是为了全面了解客观存在的事实,以便引出正确的结论。当然,全面也不是样样都有,甲乙丙丁俱全,而是要抓住能表现事物特点和本质的那些材料。
为了弄清事实,要多方征求意见,特别要注意听取那些有实践经验的同志的意见。为什么孪生子别人不易辨认,而作母亲的不会认错?就是因为她“知之审也”。所以我们要向那些“知之审”的同志征求意见,而不是只浮在上面“坐而论道”。有时议论纷纷,争论不休,并非坏现象,相反,“鸦雀无声”,倒反而不妙。我们有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为什么不到群众中去弥补自己的不足呢?独断专行,搞一言堂,瞎指挥,其所以要不得,非改正不可,就是因为它是反科学、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依了它,要坏事,甚至亡党亡国。
比较
比较,就是把了解到的各种情况和各种意见,加以分析比较,求得正确的结论。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这就是比较。比较,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个基本方法。
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要了解事物,必须从联系中去了解,从比较中去分析。真理和谬误,香花和毒草,真善美和假恶丑,都是相对立而存在的。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
怎样进行比较呢?不外“左右前后法”,“古今中外法”。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左右的比较。如《论持久战》,拿当时的中国和日本比较,日本小而强,但退步寡助;中国大而弱,但进步多助。从这种比较中,证明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正确的结论是坚持持久战,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把模范的长冈乡和才溪乡同官僚主义的汀州市相比,也是一种左右的比较。
前后的比较。如统一战线政策,拿陈独秀和王明比较,一个是右倾机会主义,只讲团结,不讲斗争;一个是“左”倾机会主义,只讲斗争,不讲团结;正确的结论是: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关于财政政策,既反对不顾抗战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又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抗战需要的“竭泽而渔”的国民党思想,提出党的正确口号:“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这也是一种类似前后的比较。
“古今中外法”同“左右前后法”相类似,不外乎有横的比较,有纵的比较。这种比较,可以放在古今背景上去看,放在中外背景上去看。比如毛泽东同志讲民主集中制,以楚汉相争,刘邦得胜,项羽失败,说明发扬民主的重要性,指出要是一个人说了算,那就是一个人称霸,应当叫做霸王。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这就是古今的比较。在《论十大关系》中,讲企业管理方法,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改进我们的工作。这就是中外的比较。当然,同“古”比,不一定都同几千年、几百年前比,同上年、同几年前比也是同“古”比。同“外”比,不一定都同外国比,这个部同那个部比,这个省同那个省比,这个厂同那个厂比,也是同“外”比。
进行这样的比较,就是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综合,找出正确的结论。我们修建一条铁路、一个工厂、一个矿山,或提出某项工作的改革措施,往往要拿出几个不同的方案供选择,也是这个道理。所谓“多谋善断”,也离不开比较。因为只有在“多谋”的基础上,比较各种意见,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决断。所以,人们遇到困难问题,就“开个诸葛亮会”,启发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以集思广益,这是很正确的。
反复
反复,就是经过调查和比较,事情初步定下来以后,还要再冷静下来,摆一摆,想一想,即使是一致同意的,还要设想几种可能的反对意见,反复加以思索。反复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以免作出错误的决断。
我们常常看到党中央对某一问题已经做出了决定,但往往先以草案或试行草案的形式发下去,一面征求意见,一面试行。然后根据试行的结果加以修改,再作为正式文件下达。这也是一种反复。
我们所以在经过全面调查和分析比较,事情初步肯定之后,还要这样反复思考,是因为全面认识事物是件困难的事,不能一蹴而就。第一,事物是互相联系而又不断变化的,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又总是把表面给人看,而把本质隐藏在它的内部。道听途说,无根据的传闻,听多了也往往深信不疑,原因就在这里。第二,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既有绝对性,也有相对性,要不断根据情况的变化再实践,再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第三,“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事情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这一步和下一步的相互衔接,等等,尽可能周到一些,谨慎一些。
所以,我们不要看到一种意见多数人赞成,就认为万无一失。应当冷静下来,看它是否还有偏差,还有漏洞,还有不足之处。甚至还要自己设想几种可能的反对意见(这种反对意见可能来自同这件事有关的不同部门和不同地区),看能不能说得通,说得服。比如,现在大家讨论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提出变企业自有资金的无偿占用为有偿占用(要计利息),变基本建设无偿拨款为贷款计息,这有国外经验可供借鉴,可能是个好主意。但还要设想:我们在大跃进时期,不是实行过“全额信贷”,即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都由银行贷款,都计利息吗?效果如何呢?为什么同一经验,在国外效果好,在我们国内却曾效果不好?这样就会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我们考虑问题能够反复推敲几种反对意见,并且试着作出满意的答复,那么,我们就会考虑得更周到些,深入些,就会把这一措施同其它措施联系起来思索,而避免一厢情愿,孤立地看问题,犯绝对化的错误。
所以,我们也不要看到一种意见,多数人反对,就认为一无是处。因为有时真理并不在多数人手里。而且,即使是错误的意见,里边也可能包含几分正确的东西。因此,对少数人的意见,要更加重视,仔细研究,不要轻易否定。
全面、比较、反复,这样是否会造成举棋不定,办事拖拉?不会。因为这里说的是有待决定或修订的大事,不是有了决议以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应当这样。这正是列宁所说的“七次量衣一次裁”,决定以后就全力以赴地干,一干就干出个名堂来。这同犹豫不决,拖拉作风,毫无共同之处。相反,有的在基本建设中违反这个原则,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结果变成边建、边改、边迁,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欲速不达,就是最好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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