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传才 周舟 |
1979-09-11 00:00 |
文学应当干预生活——评《重放的鲜花》
第3版()
专栏：
文学应当干预生活——评《重放的鲜花》
陈传才 周舟
一批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前后、以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如《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刘宾雁）、《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王蒙）、《改选》（李国文）、《西苑草》（刘绍棠）、《在悬崖上》（邓友梅）等，经过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今天以《重放的鲜花》为书名，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重新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些以“干预生活”为鲜明特色的作品，当时一发表，得到不少读者的肯定和赞扬，同时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和探讨。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然而，在稍后一段时间里，由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受到“左”倾思潮的严重干扰，致使这些引起热烈讨论的作品，一下子就被指责为“锋芒针对社会主义制度”、“揭露阴暗面”的作品，遭到了这样或那样的批判，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作品更被林彪、“四人帮”视为“十七年文艺黑线”结的“毒瓜”，属于斩尽杀绝之列，横遭挞伐与禁锢。粉碎了“四人帮”，批判了极左思潮，特别是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人们解放了思想，今天重读这些作品，不仅不感到陌生，反而觉得真实亲切，在强烈地感受到作品的时代气息的同时，更觉得它们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综观这些作品，不难发现，它们在当时的出现，确实是别开生面，切中时弊，具有生机勃勃的时代气息。五十年代中期，是不平常的年代，是充满各种复杂矛盾和斗争的年代。面对当时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是正视还是回避？对生活中的消极面和落后事物，是暴露还是粉饰？对不断涌现的、具有崭新“社会主义个性”的新人，是赞颂还是挑剔？这正是时代生活给作家提出的尖锐课题。《重放的鲜花》所选的大部分作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不但敏锐地观察到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斗争，而且勇敢地把笔触深入到人民内部各种尖锐冲突的底蕴，对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真实的反映，使作品在党内和人民生活中间，发挥了振聋发聩、引人奋发向上的社会作用。
在这本集子里，比较集中反映的一个重大主题，就是对我们一些干部中滋长的官僚主义及其危害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例如《在桥梁工地上》，通过对某桥梁工地的罗队长在短短几年中，由于职位的升迁，身上的官僚主义气味越来越浓、越危及社会主义事业的真实描绘，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而尖锐的问题：为着改变我们建设事业的落后状况，必须克服某些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顽症。因为从罗队长身上，人们清楚地看到，干部只要沾染了官僚主义，必然严重脱离群众，“只承认上边的指示和决定，不问群众的意见”；思想方法则形而上学严重，谁要是说了与上边领导的指示不同的意见，就被视为“有反党情绪”和无纪律行为；一切只能按“长官意志”办事，只要向上级请示过了，不论出了天大的问题，责任都没有了，也就不会犯错误了。结果，唯唯诺诺的周维本成了罗队长最信任的人，而为社会主义忘我劳动的实干家曾刚，却被看成“有反党情绪”的“冒险主义”者，受到排挤和打击。这就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官僚主义不仅是社会主义的“莠草”，而且是破坏无产阶级政权的腐蚀剂，不能不引起警惕和注意。
这些作品的可贵之处，还表现在它们并不只是暴露和批判了一些干部身上的官僚主义顽症，而且还通过精心塑造的正面形象，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深刻见解，给人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例如在《本报内部消息》里，作品对黄佳英典型性格的描绘，就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这个热情能干、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斗争的青年记者，早就厌恶报社领导的官僚主义和因循守旧的办报方法，于是她积极地进行论争，大胆地提出了革新报纸工作的尖锐意见：为什么在我们的工作中，“凡事要等中央做了决议才能上报？”为什么不能迅速“让党委、政府听见群众的声音？”正是在黄佳英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新思想的影响下，总编室主任马文元终于逐渐从官僚主义的禁锢下醒悟过来，并痛心地感到，如果不改变这种僵化、消极的精神状态，就难免有一天要从时代的列车上摔下来。
当然，要从根本上医治官僚主义、形而上学、不按科学态度办事等顽症，还必须切实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正是通过林震对区委领导不适应新时期党的工作情况的批评，而把发扬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问题，严肃地提了出来。这对那些思想僵化者说来，确实是一剂发人深省的良药。与此同时，有的作品还把健全民主集中制看作是抵制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在《改选》中，作品着力描写了一个热心为集体办事、在群众中享有声誉的工人老郝，竟为工会的改选问题而忧郁致死的悲剧情节，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在我们的社会里，让工人群众行使真正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权利，是何等重要而迫切啊！
这些作品所以能别开生面，归根到底就因为它们不是粉饰生活，而是勇敢地干预生活。这些作品的探索和尝试证明：文学应当干预生活！象《重放的鲜花》所选作品那样的干预生活，不仅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歪曲和丑化”，而且恰恰是正确地反映和歌颂了社会主义时代；不仅不是“反党”、“反对党的领导”，相反，恰恰是反对危害党的官僚主义。对于“左”倾思潮强加给这些作品的不实之辞，要从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各个方面给予澄清，还其本来面目。
“干预生活”的提法，不仅符合文艺必须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一般规律，而且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特殊规律的要求。在社会主义时期，现实生活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这种矛盾除了表现为敌我之间的斗争外，主要的、大量的是各式各样的人民内部矛盾。而且这些矛盾所反映的社会本质，所触及的旧社会的瘢痕，又常常不易为人们所认识。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不应是生活的旁观者，而应是积极投入现实生活和斗争的革命战士，并借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显微镜”，反映和歌颂人民内部的真善美同假恶丑的矛盾冲突，批判落后、腐朽的事物，歌颂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激励人们为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而斗争。
“干预生活”，包含着歌颂和暴露两个方面。但两者的关系不是一半对一半，而是辩证地联结在一起的。决不能形而上学地看待文学中的歌颂和暴露的关系，更不能认为只有正面歌颂社会主义及其新人的作品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而那些勇于揭露生活矛盾的作品就是“暴露文学”，就是同四项基本原则相悖离。对一个革命作家来说，对生活中的消极面和落后事物的揭露，只要是站在人民立场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上，目的是为了铲除旧的，发展新的，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光明面，那么，这样的作品同样能使群众惊醒和感奋，去改造那些消极和落后的东西。尤其在我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新的形势和艰巨的革命任务要求作家必须拿出“干预生活”的勇气来。因为在当前，不仅象《重放的鲜花》里的罗立正、陈立栋、刘世吾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仍在继续玷污我们党的荣誉，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妨碍我们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而且由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毒菌，如封建的特权思想、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和利己主义，还严重地干扰着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影响着干部群众同心同德搞四化，所以更需要我们的作家积极投入战斗，发扬那种激流勇进的革命精神，写出更多有现实针对性的深刻反映我们时代生活的作品来。但愿有更多的黄佳英、曾刚、林震式的新人登上新时期文艺的舞台，为人民呐喊，为四化擂鼓，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迅猛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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