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敏清 |
1979-09-24 00:00 |
爸爸的眼睛——记我父亲王世英持续三十年的一场斗争
第3版()
专栏：
爸爸的眼睛
——记我父亲王世英持续三十年的一场斗争
王敏清
我的爸爸被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那个“理论权威”和叛徒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已十一年了。每当回想起爸爸，每当我追忆我的革命的启蒙教育究竟是怎样开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爸爸的那双清澈而锐利的眼睛。这双眼睛会说话。
爸爸于一九二四年参加革命，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前，他长期从事党的军运、情报和统战工作。在以革命为职业的地下党员的家庭里，党的机密是无比神圣的，对任何人都不得泄露，更不用说对一个孩子。因而爸爸从不向我谈及他的工作和活动情况。无数次的教诲和嘱咐，他都是用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和简单而又含意深刻的字句向我表达。我对爸爸是尊重的，爸爸的话，我坚信不疑。
一九五八年，我回老家去，爸爸提醒我买几十顶老太太戴的黑丝绒帽子。
“干什么？”我不懂。
爸爸看了我一眼：“你回去就知道了。”那双眼睛是湿润的。
我回家的头一天，不知有多少老大娘来看我，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蛇娃！（我的小名，因为我属蛇）你吃过我的奶！还记得么？”我不大理解，怎么我吃过这么多老大娘的奶呢？原来，当我呱呱落地的时候，爸爸正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每日每时都在同敌人进行着激烈和复杂的斗争，哪能照顾家庭和孩子呢？妈妈又不在身边，孩子无奶怎么活？我整天饿得哇哇哭，经常在深夜闹得四邻不安。当时还未成年的叔叔只得抱着我，东家吃一口奶，西家吃一口奶，有时我要被抱到外村去吃几口奶……。我是吃“百家奶”长大的呀！这时我才懂得爸爸为什么让我买帽子，又为什么爸爸的眼睛湿润了。我恭恭敬敬地将帽子送到每一位老大娘的手里。
当我长到六、七岁时，爸爸妈妈为了遮掩敌人的耳目，表明自己是有家眷的“城市平民”，把我由老家带到身边。那时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我们要经常搬家，每搬一次家，就要换一次姓名。还有时我要把妈妈叫阿姨，甚至要装着不认识爸爸妈妈。敌人常常对我进行逼问和恫吓，以证实大人的话是否属实。然而在爸爸妈妈的教育下，我从未失过密，每次都能完成“任务”。
那时，我想跟爸爸妈妈外出，他们说有事；我想找邻居小朋友玩耍，爸爸不许。我整天整天地被锁在小屋里。屋子里静悄悄，只有探头探脑长着一双贼溜溜眼睛的老鼠窜来窜去，那种狡猾的样子使我害怕极了，我时时忍不住要大叫起来，可是谁能听见呢？我多次恳求爸爸妈妈晚上早点回来，我时常是趴在窗口了望，等待着，等待着。有时远远地一个人影走过来，我大声叫喊起来：“爸爸！爸爸！”那人不抬头地过去了。我满腔的委屈化成一泡泡眼泪，哭呀，哭呀，一直哭到趴在窗台上睡着了。
爸爸回来，见我眼泪汪汪，常常心痛地问：“你哭什么？”
“爸爸！我怕。”
“怕什么？”
“怕老鼠……”
爸爸哈哈地大笑起来，“老鼠有什么可怕？爸爸连狗都不怕……”
那时候我还不懂得爸爸说的“狗”，就是叛徒和特务。爸爸于一九三一年开始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期，就是“打狗队”的领导之一。爸爸教育我：“老鼠和‘狗’都不可怕，它们见不得阳光，它们都没有好下场！”
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出远门了。妈妈把一本密件缝在我的衬衣里，这在我已是习惯了的事，并不奇怪。我的注意力全被爸爸买的新皮球吸引去了。当武装的军警在车站严密搜查之际，爸爸看了我一眼。我领会了爸爸的意图，便跑到站台的一角，愉快地拍起皮球来，嘴里还数着：“一个、二个、三个……”，一个小男孩儿玩得那样天真，谁也没有注意。待敌人搜查完毕，爸爸把我叫过来，我们又上车走了。
一九三八年三月，我们坐上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开往延安。当马达发动，我还在爸爸妈妈中间快乐地摇晃的时候，我问：“爸爸！这回到哪去？我又要叫什么名字？”爸爸用愉快的眼神逗着我：“咱们回家罗！以后再也不改名字罗，你永远叫王敏清！”说着，爸爸爽朗地笑起来。这是二十岁就当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队长的笑声。这是多年在白色恐怖下同凶恶狡猾敌人作战的胜利笑声。
到了延安，革命同志间的关心和诚挚，真象回到家里一样。人们很容易放松对隐藏敌人的警惕。然而在“家”里，爸爸那双“打狗队”的眼睛仍旧圆睁着。他向党揭发了江青和那个“理论权威”的丑陋历史与罪恶行径，而且以青年人的全副革命热情，带头在揭发材料上征集签名，按手印……。
爸爸的揭发，招来了那个“理论权威”和江青的嫉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审干时，那个“理论权威”指使人诬蔑爸爸是特务。爸爸根本没有理睬他。爸爸见毛主席时，坦然地笑道：“主席！我是不是特务，十年以后再看！”毛主席当即满意地表示：“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
“真金不怕火炼”，这说明毛主席对爸爸的信赖，同时又给了爸爸战胜任何阴险敌人的坚强意志。在此后的数十年中，爸爸始终用毛主席勉励他的这句话同那个“理论权威”、叛徒江青一伙阶级敌人进行着顽强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就在这次整风审干中，不知有多少人被打成“特务”，受到残酷的迫害。爸爸顶着这股恶浪，对许多好同志“用脑袋和党籍担保”。那个“理论权威”非常恨爸爸，生气地说：“世英你有几个脑袋？！”
斗争一直持续着……。
全国解放后，爸爸在山西省委和中央监委的岗位上工作。他本着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和其他老同志一起平反了大量冤案和错案，保护和解放了许多被诬陷的好同志。这更激起了那个“理论权威”的仇恨。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他就给爸爸扣上了“包庇坏人”、“招降纳叛”等罪名。爸爸则用桩桩件件铁的事实驳斥了他，使他的阴谋屡遭失败。
一九六六年，爸爸已年逾花甲，患半身不遂十多年了，元旦的这天晚上，他在笔记本上写了一首诗：
漫长岁月中，斗争从未停。
任何艰险路，总是先驱行。
一心向着党，同人皆知情。
赤胆照日月，事事可查清。
任何毁誉事，亦难伤吾衷，
心怀党国事，生怕弯路行。
诗中表达了爸爸对党的赤胆忠心。诗的最后两句，深深道出了他的隐衷。我们不能说对于隐藏在党内的阴谋家们日后造成的一场浩劫，我们的先辈没有预感，没有警觉。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个“理论权威”利用他窃取顾问的大权，亲自跑到爸爸工作的单位“指导运动”，给爸爸劈头盖脑地扣上了“大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大叛徒”、“大特务”、“坏人”等一大堆帽子，接着而来的就是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他们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面孔，口口声声说是审查干部，然而骨子里却比豺狼还狠毒！
爸爸多次严正指出“我政治历史没有问题”。然而“理论权威”的目的并不在此。爸爸不仅没有一点自由，遭到频繁的抄家，还经常受到夜以继日的、侮辱性的批斗，又挥动拳头，又拍桌子的大嚷大骂。爸爸被批斗后，面色苍白，气愤地闭着眼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艰难地喘着气……。看到他还浮肿的病容，我心中十分难过，很想前去问候几句，但又不忍心打断他短暂的休息。我不由得陷入痛苦的思索：
难道在白区工作过的老一辈都是叛徒、特务吗？难道老同志都是走资派？如果都是坏人，那革命怎能胜利？难道爸爸为革命奔波了数十年，没有死于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而今要死于“自己人”手里吗？……
我实在忍不住了，一天，我走上前问爸爸：“是谁在陷害您？为什么要害您？”
爸爸用责备的眼光看了我一眼，仿佛我不该提问这些，也可能怕我乱说乱传，爸爸没有回答。
不断残酷的迫害，使爸爸焦急和不安。然而，爸爸不是想到个人的安危，他首先考虑的是党的利益和革命的事业。一九六七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爸爸严肃、激动地对我说：“在我死以前，很想见总理！有些事，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
听到这里，我的眼泪止不住滚滚而下。同时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便立即给敬爱的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此后，每当有人敲门，爸爸总是立刻挺起身子问道：“谁？！是总理派人来了吗？”
不幸的是，总理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而那个“理论权威”对爸爸的迫害，却更加残酷了。
这年夏天，爸爸患肺癌住了北京医院，他们不但禁止家属护理，而且在病房中对头颈严重浮肿、卧床不起的爸爸继续批斗，骂他装死狗，揪住他的头发晃来晃去，把他的床摇起来放下去，再摇起来又放下去……。
爸爸愈来愈恶劣的处境使我极为不安，难道爸爸要向总理讲的话，永远埋藏在心里？难道能让他们这伙刽子手的阴谋得逞？
我坚决追问爸爸：“究竟是谁在陷害您，为什么？您一定要告诉我。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
爸爸用信任我的眼光凝视着，并认真地倾听我的每一句话。然后他气愤地告诉我，是那个“理论权威”在陷害他，因为怕爸爸揭发他。
我还有些迟疑，那个“理论权威”不是和爸爸很好吗？不是经常拿着礼物来家看望爸爸，甚至还说：“你看我家的什么东西（指文物）好，你就拿什么嘛！”
爸爸解释说：“他那是在拉我，想封我的嘴，后来看不行，便……。”
哎呀！原来那家伙这么阴险毒辣！他是在杀人灭口啊！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晚上八点钟，一伙人突然闯入我家，把我们全家人统统集中起来，恶狠狠地宣称：“无产阶级司令部决定将王世英隔离审查，你们要和他划清界限！”
爸爸为了革命，千辛万苦奋斗了数十年，如今却受到如此陷害，还要让我们和爸爸划清界限。到底要划清什么界限？！仇恨的怒火在我们心中燃烧，我气愤达到了顶点，当即质问他们：“中央有无批件？中央对他有无结论？我的父亲有什么问题？”他们理屈词穷，张口结舌，无言对答。最后他们竟恼羞成怒地胡诌：
“隔离审查就是反革命！”“他的问题不能告诉你们！”
“哦……”我慢慢地明白了称革命者为“反革命”的是些什么人。这更增添了我的革命斗志。
爸爸还在医疗中，他们就把爸爸强行拉到当时的中监委关押起来，不许我们看望，更不许我们送饭。爸爸的日子非常困苦，半身不遂又患肺癌，不能按时吃饭，有时一天只能吃到一顿饭，还要经常挨斗，强迫“劳动”。这些，把爸爸折磨得不成样子了，他经常便溺在裤子里。一次昏倒在冰凉的地上，半小时无人过问……。
在“理论权威”的严密封锁之下，我们一时听不到爸爸的任何消息。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全家是多么地着急啊！我们在尽力四处打听着。
终于有一位好心的同志告诉我们，爸爸病情恶化，住了日坛医院，他有时要去放射科接受放射治疗。我们全家在悲哀中泛起一丝希望，他老人家还活着，还没有被他们整死。但是，他的身体怎样？有没有“后事”要向我们交代？能不能有机会向我们透露一点机密？全家人都十分焦急。最后大家商定：轮流去医院走廊“值班”，等待着爸爸的出现。一天、两天、三天……，不论刮风下雪，从不间断。
苍天不负有心人。一九六八年二月的一天，我终于在通往放射科的走廊上遇见了爸爸。看到日夜想念的爸爸，又兴奋又激动，恨不得一步跑上前去，搂住爸爸大哭一场，诉说自己内心里的一切。然而，见到爸爸受折磨的病容，尤其是他身边有两个押送人员，使爸爸没有丝毫自由，我心痛如绞。为了不给爸爸增添麻烦，不影响爸爸以后的放射治疗，我不敢暴露，更不敢上前说话，只得装作路人，呆呆地等待爸爸走过来。为了怕爸爸看出我的伤心，增加他的难过和烦恼，我强忍着夺眶而出的眼泪，并极力用勉强的微笑迎接他。
爸爸离我近了，更近了。爸爸不愧为老一辈革命家，他完全理解这一切，他镇定地挺直身躯坐在推车上，安详地看着我；并微微向我点点头。从爸爸的目光，完全可以看出他坚贞不屈，对胜利充满着信心。见到爸爸这种革命者大义凛然的精神，我感到几分自豪。此刻，我只能眼泪汪汪地望着爸爸走过，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之中。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和最痛心的时刻，谁能料到，这竟是我见到爸爸的最后一面。
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中午十二时，我突然接到通知：“王世英已于三月二十六日病死，下午三时火化。”我早就预料到有这么一个可怕的时刻。但是，为什么爸爸病重、病危不通知家属？为什么去世后十天才通知？为什么要急于火化？这里面一定有鬼！我坚决要求：“家属未见尸前，不能火化！”
在火葬场，我们悲痛地看到：爸爸穿着一身破旧单衣，张着嘴，睁着眼，后头部陈旧的血迹把白床单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铁锈色……。
这铁的事实证明爸爸是被迫害而死的。我们可以想到：爸爸还有许多话要向党和人民述说。他死不瞑目。他想看到那个“理论权威”和江青一伙阶级敌人的可耻下场。他更想看到千万个受迫害干部的解放，看到革命人民的胜利。
一个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没有死于反动派的刑场，却被党内的阶级敌人迫害致死。爸爸去世后，他们不让我们保留骨灰，那个“理论权威”还恶狠狠地咒骂“死有余辜”！此后，我们全家和许多革命同志被他们扣上“为王世英翻案”、“现行反革命分子”、“攻击中央首长（指那个“理论权威”）”、“反革命集团”等罪名而受到严重株连迫害，以致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含冤而死，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感谢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们，于今年一月二十四日，为爸爸平反昭雪。
爸爸的骨灰盒内并没有骨灰，这使我们作子女的感到莫大的遗憾。为了悼念爸爸，我们放进了爸爸的一副眼镜和一九六二年爸爸痛斥那个“理论权威”的一首诗：
阿谀奉迎，蚁附蜂拥。
自为得计，终将败行。
无耻之徒，众目岂容。
踏尸进阶，爬高跌重。
历史自造，无法改正。
爸爸那双锐利的眼睛，早就看到了那个“理论权威”会“爬高跌重”，“终将败行”。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七日在爸爸所写的最后一篇日记中，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到了今天，还有人说我们与敌人勾结，无非是想把过去保存下来的一些同志都打成反革命，以掩饰他们过去的罪恶罢了……。”
历史和实践完全证实了爸爸的预见。
革命在前进，斗争在继续。在今后长期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任何搞阴谋诡计的人，都逃不出那千万双清澈而锐利的眼睛！
爸爸！您要说的话，党和人民都知道了。那个
“理论权威”和叛徒江青一伙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魂如有灵，您当含笑九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