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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民族民间文学委员会 1979-10-30 00:00

我们是怎样培养民间歌手的?

第3版()
专栏:

我们是怎样培养民间歌手的?
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民族民间文学委员会
云南是一个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的边疆省份。建国以来,我们在重视培养这些民族的歌手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充分重视对民族歌手的培养。我省许多地方的宣传文化部门,都很重视民族歌手的培养,曾先后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大理白族自治州建立了“赞哈”协会和“大本曲”艺人协会,还在瑞丽等县建立了民间文学小组,组织歌手学习毛泽东文艺思想,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批判地继承本民族的文学传统,提高他们的文艺理论修养,对他们的创作给予热情、具体的帮助,充分发挥这些民间艺人在团结教育各族人民中的作用,发展他们的艺术才能。一九五八年,勐海县委让傣族老歌手康朗英到流沙河水库深入生活。他亲眼看到了工地上的动人场面,感受很深,创作出长诗《流沙河之歌》。康朗甩在创作《傣家人之歌》的过程中,作协昆明分会专门派了一个干部,陪同他走访了整个西双版纳,让他亲眼看到傣族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他才写出这部优秀的长诗。傣族老歌手波玉温受佛教的影响,在创作长诗《彩虹》时,对自己所写的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不敢进行批判,后来对他进行细致、耐心的帮助,他的思想有了转变,才对这个特务加以揭露和鞭挞,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水平。云南许多歌手创作的新作品,之所以受到本民族和各族人民的喜爱,就是因为这些作品反映的是边疆少数民族的新生活,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格。
二、在培养民族歌手的工作中,采取抓点带面、以老带新的办法。在二十几个民族中,我们先抓了白族和傣族的歌手,接着又抓了彝、纳西、傈僳族的歌手。这样,就把全省各个民族的歌手都发动起来了。在一个民族中,我们也是先抓重点歌手。如傣族老“赞哈”波正温、康朗英、康朗甩三人是师徒关系,在“赞哈”中影响很大。他们三人中以康朗甩思想比较进步,我们就先抓康朗甩,翻译、出版了他的诗集《从森林眺望北京》,从而带动了波正温、康朗英。由他们又带动了西双版纳的“赞哈”。在短短三、四年中,就涌现了三百多名新老“赞哈”,创作了二十多部长诗。此外,白族的老歌手张明德、杨汉,纳西族的老歌手和顺莲、和锡典,傣族老歌手庄相,对发动本民族的歌手,都曾经起了带头、骨干作用。在老歌手的带动下,全省已出现知名歌手一千余人。
三、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云南各民族的社会发展极不平衡。解放前夕,有的民族已进入封建社会,有的民族尚处于奴隶社会,有的甚至还停留在原始社会残余阶段。因此,各民族的歌手也有其不同的特点。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如西双版纳的封建领主曾设有
“赞哈”制度,领主每年要组织赛歌会,在会上选拔“赞哈勐”(即一个平坝地区的“赞哈”头头)。被封为“赞哈勐”后,领主即分给他份地作为俸禄,“赞哈勐”即管理各寨“赞哈”为领主歌唱,学习傣族的“贝叶经”。他们不仅受领主的支配和影响,也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第二类,如彝、哈尼等民族的歌手,有的又是“贝玛”和“毕摩”
(即迷信职业者,类似巫师),具有两种职能。第三类,如白、傈僳等民族的歌手,则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以劳动为生。有些同志对第一、二类歌手不能正确对待,加以歧视,这是错误的。我们认为这些歌手绝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是本民族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应对他们团结教育,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使大多数的歌手站到人民这一边,在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活跃群众文娱生活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践踏党的民族政策,摧残民族文化,不仅把成千成万部民族长诗和民间故事等手抄本、书籍毫不留情地投之于火,还对各民族的歌手残酷迫害,犯下了滔天罪行,造成极大的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民族歌手得到第二次解放,现在政策已基本落实。但有的地区又规定歌手不准唱传统民歌,只准唱新民歌,不准唱情歌,只准唱政策歌,不准过歌节等等,违者扣工分,罚义务劳动。这些都是违反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政策的。我们决心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让各民族的歌手在新长征路上,为实现四化放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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