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纲 |
1980-01-30 00:00 |
努力反映时代的真实面貌——评近年来的中篇小说
第5版()
专栏：
努力反映时代的真实面貌
——评近年来的中篇小说
阎纲
最近一个时期，中篇小说异军突起，颇受人们的注目。不久前，人们谈论最多的是犀利的话剧和骁勇的短篇，现在人们也热烈地谈起中篇小说来。在短短几个月里，一大批中篇之花，先后怒放。这是文学战线思想解放的成果。党的三中全会就是透露信息的报春花，一年多来文学艺术创作阔步前进的直接影响，大大提高了中篇小说的质量。我们只要从中篇小说题材的新颖，主题的深刻，描写的扣人心弦，艺术家的勇敢等方面加以对照，就可见这种影响之大、春意之深了。
一
这批中篇小说的一个特点，是作者目光的深邃、敏锐。他们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有自己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独到见解；不是看着风走，而是按着群众的脉搏，及时提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我记得，正当社会上注视着健全民主和法制、文艺界议论要不要“干预生活”时，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了。这是一部使人颤慄又促人猛醒的发愤之作。正当社会舆论集中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从维熙的另一个中篇《第十个弹孔》问世：粉碎“四人帮”以后，一位刚复职的老公安，出乎意料地对儿子进行了拘捕和审讯。他爱儿子，又恨儿子；他惋惜儿子犯罪，又毅然秉公执法。态度的严峻和心情的复杂，把一场政治斗争、家庭矛盾和性格冲突推向尖锐的顶端。作品迫使读者思考一个问题：为健全法制已经付出了几代人的血肉，难道还要留下第十一个弹孔吗？
冯骥才的《铺花的岐路》和谌容的《永远是春天》，发表在党的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人们普遍追溯文化大革命的利害得失之际。前者反映了一场现代迷信的灾难和青年问题的严重，后者由一个高干家庭的曲折遭遇落笔，在较为开阔的历史背景上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一斑。作品的主旨是要人们记住，过去那种所谓凡官必修，老九必臭，统统打翻在地的“革命行动”，并非真正的革命，而是社会主义的巨大损失，是我党历史上十分痛心的一页。申跃中的《挂红灯》，把读者引向文化大革命末期萧瑟的农村。想要知道“四人帮”怎样把农村复辟到旧中国，这里有一幅决非瞎编的素描长卷。今天，人们不能不冷静客观地回顾这段历史了。
我尤其赞赏王蒙的《布礼》，这是一部精粹而出色的中篇。作者写了共和国的前天、昨天和今天，写了三十年中的一个人，又写了一个人的三十年。《布礼》的思想境界比之前一段的文艺创作又提高了一步，这是难能可贵的。
读过以上几部中篇小说以后，我们注意到一个有关文艺职能的重要问题，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文艺能否通过自己特殊的方式来认识生活呢？甚至比其他意识形态认识先行一步呢？回答是肯定的。华夏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就发表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之际，它的写作，可能在平反之前。作品理直气壮地歌颂了“四五”英雄。生活没有给这些英雄美好的命运，作者却赋予他们崇高的美誉。鲁彦周的中篇《天云山传奇》也是如此。敢于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对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群众诸多不平的事变率然直言，是它的一大特点。作者把往事的回忆与现实的描述，巧妙地穿插在一起，大开了人们的视野。特别在刻画人才难得的人物罗群成为“右派”，而吴遥一类“长官”至今还坚持对抗党的政策、拖延不予改正方面，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象《天云山传奇》这样本着党心、民心如实描写这一历史积案的作品，即使在活跃了一年多的短篇小说里也不曾出现过。
二
这批生逢其时的中篇的另一特点，是人物描写真切生动和情节安排的不落俗套。在人物描写上，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博得了读者的称赞。天然去雕饰，生活气息扑面而来，是这部中篇的特色。如鲁迅所说，“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与其说作者在描写险境脱身的故事，毋宁说在不大露痕迹地塑造三个女性的个性。徐迟的《牡丹》，艳而不俗，又何尝不是得力于形神兼备的现实主义描写！在情节的布局变幻上，华夏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王西彦的《春寒》、俞天白的《现代人》等，都有所探求。作者们吸取了电影的手法，又不照搬电影手法。他们注意使用远近镜头和空镜头的配合、交替，灵活运用和变化第一人称，突破了时空限制，充实了作品的容量，效果不错。在这类作品中，我觉得《布礼》在写法上有较大的革新。作者打破了故事的自然顺序，追求故事的内在联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使故事的序列更为有机。作者适应艺术构思的需要，时间空间大幅度的跳跃，充满情节结构的全过程，形成一系列鲜明的对比，生发出联翩的浮想，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近期来，中篇和短篇在写法上有大胆的探索，很值得人们注意。我以为，在艺术方法、表现手法上，不但要继承，而且还可以作一些新的探索。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冯骥才的《啊！》，刘俊民的《相逢在黑暗的尽头》，胡小胡的《阿玛蒂的故事》等，其故事是奇特的，“少见多怪”，曲折动人，因而叫“传奇”。冯骥才的《啊！》，颇有些奇处。作品的主人公向来不嫉恨别人，只求别人的宽恕。但是，生活并没有宽恕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清队”正搞得热火的时候，他丢失了一封家信。信、信、信，就是这封信，弄得他云山雾罩、惊魂不定。在善于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人们布下的疑阵里，在精神围攻战的冲击下，他的精神崩溃了，终于被迫地、又主动地“交代”了自己的问题，得到了所谓的宽大处理。作品的最后，奇峰突起，啊，原来信没有丢失！作品借助这个波澜迭起的“奇”，写出了那个“运动”如何毁坏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友情、同志情、手足情，如何戕害了纯真朴素的灵魂，甚至连一个最老实的人也不放过。艺术的“奇”，应该是恩格斯所说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和“惊人的独特的形象”。艺术的“奇”，是不流于平庸的出奇制胜，是事物的只此一家的特殊性的艺术显现，而不是让读者“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当然，我们不提倡一味猎奇，刻意盘旋，故作惊人之笔，借以取悦读者。这个问题，值得一些年轻作者注意。
三
这批中篇小说艺术上的另一个成就，在于曲演了人物的命运。掩卷闭目，其中的人物纷至沓来，带着他们特有的音容笑貌：大墙下的罪犯，审判儿子的老公安，牢记“布礼”的小老革命，为一封信丧魂失魄的可怜的“七品文官”，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追赶队伍的女兵，品学兼优的“右派”，命薄如纸的牡丹……。甚至一些次要人物，如出现在阔家庭的山村“野姑娘”山妮，出场不多却有个性的二嫚，心直口快敢骂敢爱的周瑜贞，也都那样生动活脱，寥寥几笔，就使眉目飞动。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我们高兴地看到，作者们恪守现实主义之法，即便对于正面人物或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不但不回避，而且加意于人物性格复杂性的发掘和描写，在纷扰争斗中人物固有的复杂性的基础上，顺情合理地刻画出人物的性格。这样刻画的性格，自然真切感人。试想，《第十个弹孔》里的老公安，如果一味地“公事公办”，一点不想到他抓的、审的是他亲生爱子；一点不产生感情上的波动；一点不想到失去自由的儿子和失去儿子的父亲的命运、家庭的命运……如此这般，他就不会象现在这样令人可信可敬。试想，《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里的三个女兵之间，如果任何时刻都团结一致，亲密无间，恐怕小说也难于活龙活现了。《啊！》和《布礼》中怀有赤子之心的主人公，难道不是“复杂”得很真实、很可信、很动人吗？由此可知，这批中篇人物的生动可信，多与运用此法——描写人物、尤其是正面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有关。《天云山传奇》里的罗群为什么多少给人理想化的感觉，《永远是春天》里的韩腊梅为什么使人多少感到怪，《冬》里的青年英雄郭凯为什么读者不能洞悉他的内心活动？恐怕都与作者敢不敢于、善不善于深入描写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有着直接关系。《挂红灯》这部中篇人物描写不算成功的原因，也在于此。这部作品虽然不乏详尽的介绍，生活中也不难找出同类的事件——“四人帮”的爪牙坑、蒙、拐、骗、偷、吃、喝、赌、武斗、篡权，的确无恶不作；革命者如张老硬们受压、遭诬、挨打、坐牢、不屈、反抗，确实很清醒、很勇敢。然而，这一切绝对化了。坏人做坏事和好人干好事，没有左思右想，没有瞻前顾后，没有忧虑或忌惮，这样描写，自然要给人以简单化、概念化的感觉。至于情节，叙述也不为不详细，但是很少对本来复杂的、时刻处于思维活动的人物进行性格化的描写，所以，作品较多是事态的偶然出现和过程性的机械发展，使人读来兴味大减。有的作品不仅把复杂的人物简单化了，而且把复杂的背景简单化了，形象的说服力也就成了问题。这种现象，不止是个别作品，亟需我们去努力提高。当然，对于人物复杂性的描写，首先要建筑在对人物熟悉的基础之上，不熟悉，人物形象势必单薄。例如《大墙下的红玉兰》，前一部分的葛翎比后一部分的写得好。就我猜测，很可能因为狱中受迫害的生活作者非常熟悉，而狱中斗争反抗的生活他不那么熟悉。描写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有利于揭示人物奥秘的精神世界。复杂性也是丰富性，是艺术的真实。离开性格的复杂性，性格的矛盾、性格的冲突、性格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特别对于正面人物的描写，决不能失之简单化。
亟待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对青年业余作者的创作辅导。现在写中篇的年轻人很多，已经发表的中篇的作者中也多是初露锋芒的青年。他们当中肯定要出人才的，我们未来文艺的发展要指望他们。希望有关部门予以重视。也希望青年作者们认真阅读一些优秀的中篇，博采众家，借别人之长以充实自己。我还迫切地建议切实展开争鸣。如所周知，刘克的《飞天》发表以后，众说纷纭。这正是争鸣的好机会。希望有关的刊物真正做出样子来，公开争鸣一番。平等地讨论，求得真理的显现，这是一件有益于创作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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