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总根于爱”——阅读琐记

第5版()
专栏：文艺随笔

“创作总根于爱”
——阅读琐记
伊默
最近翻看《上海文学》，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号上看到了王蒙同志的一篇小说的标题《悠悠寸草心》。首先是题目吸引了我。我想，不知是什么主题和题材，使作者要用这样一个有深长意味的抒情字眼作标题？但等到我读完这篇小说，我的好奇心却不由得被一种激动着的深挚情意所代替了。
从形式上讲，这篇小说并没有什么新颖出奇之处，它是借第一人称的“我”，叙述了一个老理发员眼中解放后的“人世的沧桑”。或者也可以说，在他这高级招待所的“小小理发室”里，同样经历着我们这三十年的风风雨雨，虽是一个侧面的缩影，却仍然能使读者看到了鲜明的历史的轨迹。
小说确有一些尖锐的刻画，我们有些同志将会不安地从中照出自己的影象。象那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迫害，“四人帮”垮台后又重新任职的S市市委书记唐久远，小说中所描绘的那种生活方式、工作态度、处世哲学，甚至包括他总结教训准备实行的三点“政纲”，不都使我们感到似曾相识吗？至于那位爱发脾气、十分“厉害”的唐夫人，这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中更是不难找到的。
这是“暴露黑暗”吗？如果说这是指对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特殊化这些腐蚀我们干部的思想病症，那么，这篇小说则不只有较深刻的挖掘和解剖，而且有愤怒的鞭挞和谴责。但渗透着作品整体艺术形象的感情脉搏，却决不是为暴露而暴露，也并非冷眼旁观，而是热烈的期望。
小说在一开头，就通过老理发员的深情的回顾，描绘了“光明得象天堂”的解放后前七八年：“那些年，上和下，左和右，你和我和他，怎么那么平等、那么亲近呢？”在理发紧张时，军区司令员可以拿起推子代替理发员“执行任务”；小理发员闹火眼，做政委的用自己的钱买来了眼药；“赵省长洗涮过洗头池”；“刘厅长在等候理发的时候把松了的扫把绑紧了”；基层干部、老百姓以至少先队员们找省委领导，经常要一直追到这间“小小的理发室”里；领导和被领导，“官”和民，是何等地融洽、和谐，一无隔阂……在那火红的年代，人们不都和这位老理发员有过共同的思想经历吗？“共产党和解放军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活神仙。我爱上了新社会，迷上了革命……。”
后来随着“大喊大叫大干”的年月，色彩暗淡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肆虐的年代，革命传统则完全丧失了，到这理发室来的“新首长”，“不但没有人送眼药和绑笤帚，笑容也不多见……人、风气、世道变着呢？”
正是在这样的年代，老理发员救过唐久远一命，并听到了他切身感受总结教训的三点“政纲”，满怀热情地期待着那“光明得象天堂”的人间关系重新归来！
小说是以老理发员一段独白作为结束语的。这段独白虽然较长，但含义隽永，我们还是把它节引下来：
“我想，一个社会是不能没有‘官’的，把‘官’全打倒了，就会到处是大便和蛔虫。那么，谁当‘官’呢？我反对赵某人，反对砸烂一切的‘司令’和‘勤务员’，我自己当不了也坚决不想当‘官’，我拥护老唐。那就得体谅人家嘛。三点‘政纲’也得给人家实行的时间嘛。我不能象‘司令’们那样去迫害‘官’，不能象小卜和师兄那样去利用‘官’，不能象S市某些代表所说的那样一味去
‘顺着’‘官’，但也不能象儿子那样去疏远‘官’、甚至敌视‘官’呀！血流成河，白骨成山，付出了多大代价，好不容易打倒了国民党的‘官’，又打倒了‘四人帮’的‘官’，好不容易咱们自己的老同志重又当了‘官’，如果谁都不去接近他们，不去向他们说心里话，咱们这个国家，咱们亲爱的党可怎么办呢？”
这不正是粉碎“四人帮”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吗？我想，老理发员的这段肺腑之言，也正是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悠悠寸草之心。读一读这篇小说，不只会使重又做“官”的老唐们有所震动，也值得一切为“民”者的深思！
对于官僚主义、特殊化、特权思想、以及林彪、“四人帮”横行恣肆时所造成的一切不正之风，革命文艺必须毫不容情地鞭挞之，以匡正时弊。而对于一切犯过错误或沾染了坏习气而愿意改正的同志，也要满腔热情地去接近他们，帮助他们，而不是去“顺着”他们，“利用”他们，或“疏远”他们，当然更不应该去“敌视”他们……。文艺的社会功能更该是这样。为暴露而暴露，为寻找刺激而暴露，都显然是离开了社会主义文学的革命任务的。
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而已集·小杂感》）又说：“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且介亭杂文·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如果《悠悠寸草心》的作者对社会主义、对党、对人民没有深挚的爱，对一切危害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思想和行为没有强烈的憎，他就不可能把这篇作品的主题和人物的感情世界表现得这样丰满，刻画得如此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