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垒》后记

第5版()
专栏：创作手札

《堡垒》后记
吴强
《堡垒》和它的作者一样，是林彪、“四人帮”残酷统治下的幸存者。
《红日》问世以后，我便开始了写作《堡垒》的具体准备工作。《堡垒》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苏中四分区的反清乡的斗争生活。当时，我在那里工作，生活游息在那个波腾浪涌的大海里。写作小说时，我的第一个具体准备工作，是将我当时的生活经历，作了回忆，写成片断的故事和人物素描，也就是将记忆中的生活素材和人物形象用文字记录下来。第二个具体准备工作，是“故地重游”，去到南通、如东、海门、启东地区，访问了一些城镇、乡村，访问了当年在南通城内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和其他的一些人。此外，还查阅了当年出版、印发的根据地的党报、党刊和有关资料。
当我做好了准备工作，就要提笔写作的当儿，来了个“大跃进”，当时有个词儿叫“形势逼人”。在被“逼”之下，只得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于是下了工厂，大炼钢铁，将就要动笔的写老题材的《堡垒》放下。过了一年多，到一九六○年春天，严重的自然灾害临头，瞎指挥不灵了，我才又旧事重提，三次访问南通，随即进入《堡垒》的故事结构和人物设计、草拟作品梗概、分章分节的写作阶段。这年秋天，便继续留住南通，开始着笔。不料，我们上海的一位大长官又提出个口号：“写十三年”，叫大家写建国以后的十三年间的革命和建设，说这是社会主义的斗争生活。言下之意，在这以前的斗争生活，不是社会主义的，不要去写，或者不急于去写。这又是一个“形势逼人”。在一次会议上，这位大长官所重用的身居高位的张春桥，且列出了“写十三年”的十条“好处”来。一九六三年春天，我又先后被逼到江苏的丹徒、常熟去深入生活，“写十三年”。这样，写二十年前抗日战争的《堡垒》，只好在上部接近完成的时刻，再一次搁浅。在丹徒、常熟两年多的时间里，主要的生活是搞“四清”，关于“写十三年”，总共写了两篇报告文学：《江心洲夏景》和《陈永康在常熟》，计一万五千字，搁到一九六六年，被称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来了，《红日》和它的作者遭到“横扫”，三十多万字的《堡垒》手稿，被当作未出笼的“大毒草”，从书橱里抄走，同它的作者共命运，下了“地狱”。
真象一场漫长的恶梦！大兴文字狱、搞了十年文化专制主义、法西斯统治的王张江姚
“四人帮”，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的夜晚覆灭了！随后，在黑暗中受难的人们重见了天日。未完成的《堡垒》手稿和它的作者，也获得了再生之幸。虽然丧失了十多万字，手稿的大部分，终于在一九七八年二月，从故纸堆里找了回来。这就使我在幸存下来的二十多万字的基础上，补写续写，将它写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屈指一算，这本不过四十多万字的《堡垒》（上部）经历了二十年苦难的过程，才得以和读者见面。这大概是文学史上少有的吧！
《堡垒》中有些故事情节，取材于烈士白桐本、马世和的真实事迹。这两个人英勇的斗争事迹和他们高尚的革命品德，在群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在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也还在人们的口中传颂。为了纪念他们，我曾经在故事的描叙中，用了他们的真姓名。经过考虑，因为写的不是真人真事的传记，故事里的大部分情节都是作者虚构的；在成书出版的时候，便将这两个真姓名改掉，换上了虚拟的马国本和余淑和。由于真假掺和而引起误解的事，也可以从而避免。
（本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