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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南 1980-05-25 00:00

丰收背后还有问题——江苏、湖北等一些农村的调查

第2版()
专栏:

丰收背后还有问题
——江苏、湖北等一些农村的调查
项南
不久前,我们到无锡、吴县、新洲、鄂城、嘉定、崇明等县十几个人民公社作了一点调查。在新洲呆的时间较长,算是这次调查的重点。
中央两个农业文件公布一年多来,整个农村政治安定,生机勃勃,粮、棉、油、猪全面丰收。
湖北新洲县是一个机械化水平比较高,增产幅度比较大的先进县。去年粮食、皮棉产量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社员分配每人平均一百三十六元,最高的生产队达到三百零六元,每个劳动力达九百多元,超过了四级工的收入。全县农民单从国家提价和超产奖励得到的好处,每人平均高达四十二元。这是解放后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事。农民说,现在是政策兑现,说话算数。
但是,丰收背后还有问题,很值得注意。
新洲县有耕地八十一万亩,水面四十九万亩,山林二十二万亩,本是个鱼米之乡,烟果药杂样样俱全。由于多年只强调粮棉“上纲要”,鱼从一千一百多万斤下降到三百六十多万斤,莲子从八十万斤下降到四十万斤,花生从一千万斤下降到一百多万斤,有名的银鱼完全绝迹。这个县山林水面的面积同耕地面积基本相等,但林业和渔业的产值却不到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农业内部结构严重失调。粮棉增产不算慢,因为不能合理轮作,地力越来越减退,今后能否持续增产,是个问题。
山林的破坏更加严重。新洲县委的同志说,二十年来,新洲山林遭到了三次大破坏:一次是大办钢铁和大办食堂;一次是棉花上山;一次是“人造小平原”,山上开荒,山下遭殃。水土流失使全县大小河流的河床普遍提高,其中三庙河十年功夫提高了一公尺,“山上多收一百斤,山下少收四百斤”,办了蠢事。
单纯强调粮棉,不但挤掉了多种经营,反过来又影响棉、粮的持续增产。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决不可盲目乐观,掉以轻心。
解开极左这根绳索
沿途听到不少议论。许多县社干部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了,都在议论怎样把农村经济工作搞活,怎样使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不过,一接触到实际问题,不少人还是顾虑重重。
顾虑什么?一句话:“干部怕右,社员怕变”。比如,农民拍手欢迎的联系产量责任制,不少干部就不敢理直气壮地推行。一听说“包产到组”,有“包产”两个字,简直有点不寒而栗。
包产到组,并非十全十美。但在今天的农村条件下,毕竟比较适应人民公社的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超产有奖,减产受罚,奖罚分明,简便易行。把产量和责任,把责任和社员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有什么不好呢?有些同志明知责任制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还是怕担风险,要“等等看”;实际上是怕人说“右倾”,被“四人帮”那条极左绳索捆怕了。
新洲县共有塘堰一万九千多口,大部无鱼,有的已经干涸。如果用这些塘堰来养鱼,把一些比较分散的、不便集体管理的小塘包产到户或包产到人,好好看管起来,平均一口塘产个几百斤、上千斤鱼,包它个七八成,使社员有产可超,塘鱼就会很快地发展起来。我们这次看到无锡市郊的水产养殖场,每一亩水面产鱼两千多斤,少的也有一千多斤。假如达到无锡产量的一半,那么,新洲的一万多口塘不就是一千多万斤鱼吗?这么简单的事情,有的人就是不敢“包”,宁可让鱼塘空着、干着。其实,这种“包”,是一种责任制,一种专业分工,不是搞剥削,而是靠劳动致富,这有什么错呢?
从几个县来看,右的东西也有一些,但主要的是极左的东西还在作怪,严重地束缚着生产潜力的充分发挥。有些极左的东西,至今还没有肃清,例如认为社队规模越大越好。大比小进步,大比小革命。所有制越公越好,连塘堰、边远山村、孤门独户、小宗作物都不敢推行责任制,所以有些政策总是落实不了。还有是不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习惯于行政命令,搞瞎指挥和“一刀切”。对社员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承认差异,多劳不能多得,怕富,怕冒尖。有的是不搞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只能算政治帐,不能算经济帐”,等等。看来,极左流毒不肃清,思想不解放,农村既“活”不起来,更“富”不了。
把农村经济工作搞活
怎样才能把农村经济搞活?几个县委同志和社队干部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一、政策要稳定,有些政策还要放宽;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三、把劳动力从少数耕地上解放出来,搞多种经营,搞工、副、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当前最现实的办法,是充分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充分发挥人力资源这一优势。这条办好了,就能在短期内增产增收。这点,在农村经济越不发达的地方越是显著。
党中央十分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可惜这个权仍没有普遍得到尊重。这是不少社队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不能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原因。许多生产队希望上级除了下达粮棉产量总指标之外,一切由生产队自己决定,不要再规定生产队种什么、种多少了。怎样分配,怎样管理,也不要过多干涉。
为什么这个问题老落实不了呢?问题不在县、社、队。粮棉征购任务总是有增无减,年年加码,哪里还能做到因地制宜,取长补短?哪里还谈得上自主权?
多种经营与粮食的矛盾
看了农村,也到上海、武汉市场看了一看。
两市随着周围农村形势的好转,肉、禽、蛋已经敞开供应,有一段时间,还削价供应。市民是高兴的。
去年,上海市区按人口平均,全年副食品的消费量是:猪肉六十斤,鲜蛋二十斤,家禽二点一只。群众在这方面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蔬菜、猪肉、鸡蛋保证供应,价格稳定,就满意了。
这个形势能否持续发展下去?大家还觉得没有把握。一看饲料是否有保证,二看冷藏设施能否扩大。其中,大家担心的是饲料供应。
引伸一下,糖、棉、油、菜、烟、果、药、杂都有这个问题,都同粮食有矛盾,都卡在粮食上。可见,粮食生产还是大意不得。粮食上不去,多种经营发展不了。可是如果因此又象过去一样单纯抓粮食,多种经营又发展不起来,最终粮食还是上不去。
例如食糖,去年全国产量只有二百三十多万吨,用于种植甘蔗、甜菜的土地却有一千二百七十多万亩,五亩多地产一吨糖。去年我们在澳大利亚看到,他们把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甘蔗,集中在最适合甘蔗生长的昆士兰州,并且集中了科研力量和机械设备,因而能够在三百七十万亩土地上生产了近三百万吨糖,有些地方几乎达到一亩地一吨糖。
我们广东、福建省种甘蔗的条件并不比昆士兰州差,如果能在这两省拿出几个县来集中种甘蔗,拿出东北和内蒙一部分土地种甜菜,搞专业化、机械化,就算两亩甘蔗产一吨糖,只要有一千万亩地,食糖就能够在几年之内增加一倍。南方一亩地如果产一千斤糖,怎么也比一千斤粮食值钱。北方一亩地如果产五百斤糖,也比五百斤粮值钱。这样,这部分农民富的问题就解决了。问题是要保证这部分农民的口粮供应。我们应当尽快把闽、粤两省的糖料生产基地建立起来,而把湘、鄂、赣不适合种甘蔗的土地全部改种粮食。目前,糖料基地需要的粮食也可以考虑用进口糖的外汇来进口粮食,既可以把本国糖料基地建设起来,以后又可以用出口糖来换回粮食,这样粮和糖都活了。
大中城市的肉蛋供应,也可以考虑用进口饲料的办法来以进养出。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都采用这个办法,既保证了城市供应,又可以扩大肉蛋的出口。
农业机械化和多种经营
为了使农民尽快地富起来,江苏、湖北各地的社队都开辟了不少新的生产门路。看了三个生产大队,我们的印象十分深刻。
一个是江苏吴县越溪公社一大队,每人只有一亩三分地。一九七○年开始搞机械化,到现在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机械操作。问他们这么少的耕地为什么还要搞机械化?他们说,一是要抢农时,二是要腾出劳力搞工副业。要是单纯搞粮食,就是亩产两千斤,每人也分不到一百元。由于搞了机械化,现在的劳力构成是一半务工、一半务农。而产值是工大于农。越溪一大队一九七八年同没有搞机械化的一九七○年相比:每个劳动力生产的粮食由四千二百三十斤增长到八千三百多斤。工副业产值由七万五千多元增长到六十四万多元。由于按专业化成立了专业队,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千三百五十六元。
一个是湖北新洲县三店公社的宋渡大队,每人平均只有五分地。他们还是热心机械化,抽出百分之四十三的劳动力搞工副业,去年每人平均收入一百九十一元。要是没有机械化,只在五分地里做文章,连一半的收入也达不到。
再一个是新洲县汪集公社的陶咀大队,每人平均一亩三分五厘地,由于搞了机械化,经营工副业的项目达三十二种,去年每人平均收入二百三十元。
这三个事例,生动地说明了:
要富,就不能单纯搞粮食,必须在保证粮食逐年增长的基础上来发展工副业生产。
要搞工副业,就必须搞机械化,不搞机械化,腾不出大量劳动力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搞机械化的结果,必然会节约大量的劳动力,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这些劳动力不是涌向城市,而是就地消化,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工副业。
可见,农业机械化和多种经营是一对亲兄弟,一对好姐妹。没有机械化,腾不出劳动力搞工副业,农村不易富起来;不搞工副业,机械化的资金没有来源,节余的劳力没有出路。
机械化在人少地多的地方要先搞,着重搞,但在人多地少而又有需要、有条件的地方也同样可以搞。应该是边化边富,边富边化,越富越化,越化越富,不能等富了以后才搞机械化。通过多种形式放手地把生产力发展起来,是关系到普遍就业,共同富裕,政治安定,缩小工农差别和加快现代化进程的大问题,把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更充分地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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