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凤 陈谦 |
1980-05-26 00:00 |
黄金梦的破灭——八百两黄金盗窃犯伏法记
第3版()
专栏：
黄金梦的破灭
——八百两黄金盗窃犯伏法记
本报记者 金凤 本报通讯员 陈谦
警惕的眼睛
一九八○年四月十五日上午九时，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走进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中华路营业部。她从手提包中取出一块扁方形的金块，递进收购金银的七号窗口。
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坐在角落里，悄悄注视着。
银行营业员管凤昆接过金块，用手一掂，有三斤多重；一看，金块一边有切割的痕迹。他用试金石验了一下，成色在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有着多年收购金银经验的管凤昆脑中翻腾起来。“这金块成色很高，形状特殊，不象民间所有，却象工业用黄金。哪些工厂可能有呢？十九年前，六一五厂丢过黄金。……”他一面思索，一面凿开金块，继续检验。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警惕性，促使管凤昆向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使了个深有用意的眼色。刘国臣过来看了金块，也觉得不同寻常，马上去给工商局和平区管理所打了电话。
管凤昆用大天平称了金块，重一千八百二十六克多。按每克黄金十三元计算，这金块共值二万三千多元。管凤昆对那女人说：“你这钱不少呵，在银行储蓄吧。”那女人点点头，然后到八号窗口，分别用六个姓名办了两万三千元的定期储蓄，存了二百元活期储蓄，连同剩下的六十五元多的零钱，一起装进手提包中。那个坐在角落里的中年男子，看到钱已到手，情况正常，悄悄地离开了。
这时，刘国臣来到那个女人身边，劝她到办公室喝口水，休息一下。工商局管理所的管理员夏玉环已经来到，乘此机会和她随便聊天：“你带了这么多钱，路上怎么走？要不要银行派人送你回家？”那女人一口回绝：“不用了，我是坐火车从苏家屯来的，市里有亲戚。”夏玉环随口问她亲戚在哪里住，那女人神色有些不大自然，不肯说地址，只说坐十三路车就可以到。
夏玉环觉得这女人形迹可疑，给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区分局打了电话。迅雷般的打击
九点半，公安局副局长李广军接到电话。十分钟后，他和分局三位同志一起赶到银行。经过询问，那女人说她叫黄淑珍，是沈阳郊区苏家屯公社的社员。
李广军马上和苏家屯派出所联系，回答是没有这个社员。分局同志的态度严厉起来，问黄淑珍：“你为什么撒谎？你究竟住在哪里？”黄淑珍紧张起来，不得不说出她家的真实地址：大东区小河沿路学工里六楼二幢五十四号。
又一个电话打了过去，查明户主叫关庆昌，是六一五厂生产计划科副科长。李广军当机立断，把黄淑珍带回分局。黄淑珍更加紧张，两眼发直，不住地喝水，一口咬定金子是她爷爷留下来的。
李广军召开紧急会议，果断地决定，立即派人搜查黄淑珍的家里。经过四个小时紧张、仔细的搜查，终于从黄淑珍衣箱底下垫箱子的两个长方形木匣中，搜出九块黄金，加上黄淑珍拿到银行的一块，共八百零七两，正是十九年前六一五厂失窃的全部黄金！
上午在银行角落里观察形势的那个男子，就是关庆昌。他看到二万三千多元顺利存入银行，放下了心，赶回工厂上班。下午四点，关庆昌正在工厂俱乐部参加党员大会。工厂保卫科长叫他到会议室去。关庆昌推开门，只见两位穿民警制服的人。他的脸色变了，但仍然狡辩，说黄金是他爸爸留下来的。
公安分局依法拘留了他。当公安局的同志把搜出的八百零七两黄金摆到桌上时，他额头冒出冷汗，不得不供认十九年前作案的经过。
盗黄金 梦想“变天”
关庆昌今年五十四岁，一九四九年到六一五厂当力工，一九六○年被提拔为计划科副科长，他给人的印象是“老实”、“肯干”、“处事谨慎”、“有业务能力”。然而，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解放前他是敌伪工厂的职员，当过蒋军上士文书，长期混迹于破烂市场的生涯，构成了他贪婪、投机、伪善、冒险的内心世界，一遇到适当气候，就发作起来。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在经济上遭到严重困难。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向巨大的困难和国内外敌人进行英勇的斗争。这时关庆昌认为“大捞一把”的时机到了。他和在六一五厂金电解小组当工人的老婆合计：“偷它一批金子，等国民党回来，就可以发一笔大财！”
一九六一年初，黄淑珍在关庆昌的指使下，利用工厂管理不严的空隙，先后从工段偷出金挂钩、金疙瘩和金耳子各一个。关庆昌觉得“不解渴”。他要寻找机会，亲自下手，“偷就偷它个实惠的”。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六日下午，他进入成品包装组窥探情况，看到了装有黄金的木箱堆放在地上。作为计划科副科长，他知道当时库房已满，厂领导决定这批成品由包装组直接装车出厂。包装组铁门上锁，难以进去，但隔壁就是压延工段，中间只有一堵木板墙。这两个部门夜间都停产无人，这可是下手的好机会。
三月十七日，关庆昌查阅了生产日报，看不出那批黄金是否入库，又不敢再去包装组，便叫黄淑珍去那里看看，那批黄金还在不在。
三月十八日，星期六。关庆昌下班后急急回家。黄淑珍告诉他：“还在，用苫布蒙着。”
当时，天正下着小雨。关庆昌披上雨衣，带着羊角锤、绳子和手套，进入工厂，先把这些东西藏在办公室里，然后赶到工厂浴池洗澡。洗澡时，他故意和一些熟人大声说说笑笑。
从浴池出来，天已大黑。关庆昌到办公室取了羊角锤和绳子，穿上雨衣，戴上手套，直奔压延工段。撬坏木板间壁，钻进了包装组。他摸到苫布，搬下一个木箱，撬开箱盖，取出两个金锭，用绳子绑在一起，挎在脖子上，掖在裤腰里，外面是棉袄、雨衣。他摸黑出了工厂，赶回家里，把金锭藏在装刨花的筐底。
几分钟后，他赶到工厂俱乐部参加周末舞会，和工会主席、检查科长等翩翩起舞。散场后，他拉着一些熟人一道回家，边走还边批评一个同志不该和爱人吵架。
三月十九日，星期天，全厂休息。上午，关庆昌理了发。下午，他把金锭藏在做饭用的炉子的落灰膛里。
三月二十日，星期一早晨，包装组工人上班后，发现黄金被盗。失窃的两个金锭重八百零七两，成色在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当时价值十四万一千多元。这起大案件立刻惊动了全厂，震动了全市。
公安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发现和提取了钉有胶掌的鞋印。这一情况，关庆昌当天就知道了。他晚上回家，立刻把脚穿的钉胶掌的棉鞋底割下来，找出一双没钉掌的单鞋，割下单鞋底，让他老婆连夜绱到了棉鞋帮上，又把割下的棉鞋底和单鞋帮一起塞到炉膛烧掉。第二天，他照常穿着那双已经“留帮换底”的棉鞋上班。
公安人员认定作案工具是羊角锤，关庆昌也很快知道了。他把羊角锤扔到公共厕所里。
专案人员找他谈话，问他星期六下班后的情况。他把进厂洗澡时和谁谈话，到俱乐部和谁跳舞，和谁一起回家，讲得头头是道。他把作案时的“二十分钟”，说成“到理发店理发，走了两家没理上，星期天才去理的发”。显然，这关键性的“二十分钟”没有任何证明，是很大的漏洞。但专案人员看到他新理了发，便信以为真。我们现在看到关庆昌的卷宗上，歪歪斜斜地写着“新提拔的中层干部，无作案因素”。
因此，尽管当时抽调了大批人员，组成了庞大的破案指挥部，但由于工作上的失误，终于使狡猾的犯罪分子关庆昌滑了过去。
“屈死了好人，笑死了贼”
关庆昌确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老狐狸。从一九六一年作案以后的这十九年时间里，他一次又一次地躲过了风浪，不但保存了自己，而且骗取了更大的信任。
四清运动中，工厂又掀起破案高潮。开始，他十分惊慌。但是，人们想不到这个一贯表面“工作积极”、善于逢迎上级的狐狸，不久，竟被厂领导调去参加卫生所的查帐工作，随后，又被派去参加市里的四清工作团。一个大盗窃犯，居然成了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
文化大革命起来了，工厂愈搞愈乱，关庆昌暗暗得意。他沉住气，不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玩弄“坐山观虎斗”的手法，整天不声不响地在车间劳动。工厂越乱，他越感到安全，隐藏得更加深了。
清队中，“造反派”宣称：“八百两黄金案，旧公检法破不了，我们来破！”他们怎样“破”呢？老厂长李榆同志，在这一案件发案时因失职受到处分，已调别处工作，这时又被揪了回来，关在黑屋子里，连遭毒打，精神几乎失常。他母亲一九六四年病故。专政队怀疑黄金藏在坟里，竟派人掘了他母亲的坟。他家有位老媬姆，一九五九年已回江苏扬州原籍。专政队从电影《羊城暗哨》中得到“启发”，硬说这位老媬姆是李榆的“上级特务”，黄金是“特务经费”，不远千里，派人到扬州折磨这位善良的劳动妇女。最先发现黄金被盗的青年工人小高，耳朵被打聋了，包装组组长郭家志，丢了党籍，妻子吓得得了精神病。连早已退职回乡的工人李春生，也被打得手脚残废。全厂受牵连遭迫害的工人、干部有三十六人之多。更痛心的是，辽宁省一位副省长被说成是“黄金案”的“后台”，夫妻双双被迫自杀！
林彪、“四人帮”一伙极左路线掀起的妖风恶浪，正中关庆昌的下怀。“屈死了好人，笑死了贼”，正是这一历史插曲的又一描绘。谁能否认十年动乱，不是乱了我们，保护了关庆昌这样的坏人呢！
绞尽脑汁描绘画皮
关庆昌为了“更保险”，削尖脑袋往党里钻。一九七二年，工厂把他从车间调到财务科当成本员。他今天递一份“入党申请”，明天送一份“思想汇报”，处处显示他“紧跟形势”，“工作积极”。每天早晨，不到七点就进工厂，扫地，打水，把科长的桌子擦得溜光净亮，烟灰缸洗得干干净净。科里有同志要请假探亲，科长不同意，他给说情，“自告奋勇承担两个人的工作”。厂里上上下下，都说他是个“好人”。一九七四年，他终于被“纳新”入党，还当了工厂的“先进工作者”。
粉碎“四人帮”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为“四人帮”的“受害者”。工厂为他“落实政策”，重新任命他为生产计划科副科长。因为没有科长，他实际上主管全科工作，担任全厂的总调度。一九七七年，他还提了级，长了工资。
受他坑害的李榆同志下放到昭盟，他赶去送行，帮着装车。李榆从干校回来，他第一个跑去看望。今年春节，第一个上李榆家拜年的又是他！李榆的爱人王逊要作胆囊切除手术，又是他亲自找汽车送她进医院。骗得李榆的孩子也说：“关叔叔真是个好人！”他们哪里想到，就是这个“好人”，几乎害得他们的父亲送命？！
关庆昌靠着这样的伪装，闯过了一关又一关。最近，更传说厂里要提拔他当副厂长，要派他到广州去参加重要会议。关庆昌踌躇满志，自以为从此平安无事了。
只是，在社会主义中国，这八百两黄金“吃不了，用不了，卖不了，花不出”，这却难坏了关庆昌。为藏赃、销赃逃避人民的法网，他心惊胆战地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绞尽脑汁，描绘画皮。
原来，他住在工厂宿舍的三楼，已把金锭砌在了炉膛里。以后，他怕修房被人发现，主动与别人换房。一九六四年，他搬到小平房住，把金锭装在坛子里，埋在地底下，一埋埋了十五年。
一九七九年初，工厂分配给他一套新房。他让老婆、孩子先搬过去，自己留在小平房，花了十几个晚上，把金锭剁成金块。他砌了一个炉子，买了坩锅，从工厂偷了焦炭，从邻居家借了手摇吹风机。他取出剁开的一块金子，加进一个银镯（这是为了降低金的品位），开始熔化黄金。因为温度不够，熔了两次都失败了。
他从报上看到越南当局驱赶华侨、勒索黄金的消息，心生一计。去年八月十九日，他趁刘副厂长去北京开会之机，找到冶炼车间主任，谎说：“市银行给刘副厂长来电话，说有一位越南华侨冒着生命危险带回一块金子，由于成色不匀，市银行不好划价，求咱们厂重新熔炼一下。刘副厂长已答应了，请你给安排一下。”
第二天，关庆昌把没熔好的金坨子带到工厂，由车间主任陪着来到熔化班，既没有下生产通知单，又没有收生产加工费，也没有银行来的监熔人，就把这块金坨子放进工厂的高频电炉，熔化成形后，变成条状的成色均匀的金块。但仍有六斤多重，不好出手。关庆昌把金块藏在办公桌内，从车间借来扁铲，连续剁了四、五个晚上，把金块一分为二，带回家中。
正国法 大快人心
今年三月，国家提高了收购金银的价格。
四月，关庆昌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报道有人出售一万多元黄金，得款后全部存入银行。
四月十日，关庆昌和黄淑珍一起到中华路银行营业部观察情况。他看到出售金银的人很多，不用任何手续。他对老婆说：“是时候了，该出手了”。
四月十四日，他从附近储蓄所要了七张定期储蓄单，给黄淑珍、三个儿子、一个孙子、一个孙女各填了三千元的存单。
四月十五日清晨五点钟，他送黄淑珍到市银行门前排队。他急急赶回工厂上班，放心不下，又溜到银行，看到黄淑珍拿到钱，才回工厂。
关庆昌没有想到，做了十九年的黄金梦，转眼化为泡影。夫妻双双落入法网。
喜讯传到六一五工厂，全厂一片欢腾。多少职工当天就买肉馅包饺子，多少老伙伴聚在一起举杯祝贺。李榆同志的爱人王逊、包装组的工人小高和郭家志听到这一消息，更是忍不住热泪往下流：背了十九年的黑锅掀掉了！
人们为十九年的巨案终于破获而高兴，为粉碎“四人帮”后逐步恢复和健全法治的大好政治形势而高兴。这件事，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也证明了，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坏蛋，不管他怎样狡猾，如何伪装，隐藏得多么深，终将难逃人民的法网，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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