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霸道工程”的受害者

第2版()
专栏：

我们是“霸道工程”的受害者
原“西水东调”工程设计负责人、山西省水利勘测设计院
王力张映平
从7月18日起，《山西日报》开辟了《从“西水东调”工程中应记取什么教训》专栏，下面转载的是该报28日在这一专栏中刊登的两篇文章。文章中所举的事实，进一步具体说明了“西水东调”式工程带来的严重危害和应从中吸取的教训。编者
我俩原是“西水东调”工程的设计负责人。在那里，我们工程技术人员，只能当顺从的工具，不能有不同的意见，否则，轻者被认为是感情、态度问题，重者被扣上“反大寨”、“反昔阳”的帽子。我俩正是因为对这项工程持有不同意见而被赶出昔阳的。
1975年初，我们经过实地勘察，觉得此项工程不顾潇河下游利益，破坏原有潇河灌渠而损人利己。但一些领导同志说这是“政治性工程”，“要给山西缺水的地方做个样子”，我们只好违心地服从。
1977年5月下旬，工程正在进行中，原昔阳县委主要负责人视察了“西水东调”工程，全盘打乱了原有规划设计，提出要搞“三大工程”，要求1980年必须通水，以迎接第三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召开。关山水库是所谓的“三大工程”之一。这位领导亲临现场，决定废弃原有的一座40万方的水库，另建一座1，000万方的关山水库，目的是为了建造“风景区”和“对外开放”的参观点。我们提出，这条小沟仅有14平方公里，一年来总水量超不过110万方，有什么必要修这么大的水库？他们说，修这个水库“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和国际意义”。仅这一项，就白白断送了国家1，000多万元的投资。
主持县委日常工作的一位负责同志，既不懂科学，又不尊重科技人员的意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站在山下用手一比划就定了关山水库的坝高，再到山上搬一块石头放到一个地方就算定了坝轴线，还独出心裁地要在坝顶上架渡槽，说是这样“宏伟壮观”，“美观大方”。他硬逼着我们表态同意他的“设计”。我们说，地质资料尚不清楚，是不是弄清楚了再定坝型？这一下惹恼了这位官老爷，他疾言厉色地吼道：“你们不干算了，我们自己干。”随后他又不顾设计人员的劝阻，组织人马按照他们的“设计”开挖坝基。我们没办法，只好向上级党委报告，同时派人去水利部请专家帮助解决。这一下更惹恼这位官老爷，他在水利部专家在场的会议上，大动肝火，破口大骂，骂我们告了他们的状，骂我们搞阴谋诡计，专给昔阳出难题，还扬言要进行追查。
由于他们对设计朝令夕改，变动无常，施工突上突下，造成设计大量返工，仅几项主要工程就有八次大的变动，设计方案作了40余个。地质勘探、测量等方面也返工多次，浪费的工作量不计其数。因为这，他们反怪我们“拖了昔阳后腿”，说“1980年通不了水县委不负责任”。最后，给我们列了“七条”罪状，宣布我们为不受昔阳欢迎的人。
那几年，大寨、昔阳是个“禁区”，对大寨、昔阳的态度是“山西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我们既然被昔阳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回到机关就可想而知了。原山西省水利局和水利设计院的某些领导人，把我们看成“大逆不道”，根据昔阳县委某些领导人给我们罗列的罪状，对我们变本加厉进行打击迫害。1978年元月下旬，他们派人到昔阳调查我们所谓“反昔阳”的材料；元月30日，原山西省水利局党委作了对昔阳“西水东调”工程设计组进行整顿和调整的批示；2月初，山西省水利局党委取消王力同志调资升级的资格；3月1日开始，对我们大会小会批判达半月之久。3月中旬，宣布撤销我俩昔阳“西水东调”工程设计组负责人职务，撤销王力原山西省设计院规划设计室副主任职务，责令我们在机关“总结教训”。3月19日，设计院开展以“反大寨、反昔阳”为主要内容的“清查整顿”运动，我们自然又成了重点。一位曾支持过我们的领导干部也因此而免了职。尽管如此，我们并未因权势而屈服，曾多次向上级党委反映“西水东调”的问题，但都石沉大海。直到去年9月，我们还在继续反映。如果我们一些领导同志能够放弃私心杂念，能够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能够根据三年调整时期的精神，认真考虑我们的意见，当机立断地停建“西水东调”工程，至少可以少消耗国家2，000万元的投资。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山西省水利厅党组决定要为我们“申冤平反”，也同我们谈了话，但在行动上却迟迟不予处理，有的领导还在以这样那样的理由为借口，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事实毕竟是事实，谬误不可能变成真理。我们希望各级领导都来吸取“西水东调”的教训，再不要搞封建家长式的统治，一切按科学态度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