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鱼岛人的苦恼

第2版()
专栏：山东通讯

大鱼岛人的苦恼
民谚：海洋有看不见的暗礁，人间有想不到的灾难。
渔民个个有气
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事，远近闻名的、富裕的山东省荣成县大鱼岛大队，帐面上有几百万元的余款，却在今年向信用社贷款50万元。这是毕可友经手的第二次贷款。
1965年，毕可友当了大队总支书记，接到手上的就是一个贷款120万元的穷摊子。上级来人说：“国家关怀穷苦渔民。贷款，可以豁免一部分。”在总支委员会上，毕可友说：“不怕人穷怕志短！国家也有困难。咱们是将近5，000人的大队，能把咱队的困难往国家身上放？贷款，全部要还！”直说得大伙儿心眼发热，一致赞成。
毕可友上任以后，就带领大队一班人串门进户，飘洋过海，跟渔民一块挖穷根，栽富苗。整顿大队秩序，定出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四定一奖”干部分工负责制。他们组织远征船队，由大队干部带队，南下吕泗洋，北闯渤海湾，开辟新渔场。他们经过反复勘探和试验，在离村50里外，找到了理想的海湾，一下子把海带养殖面积扩大了一倍。第二年冬天，就把贷款全部还清了。接着，他们改变渔船“歇伏”的老章程，组织渔民到深海捕鲅鱼、海蜇。一条渔船一个夏季就多挣了五、六千元。毕可友还亲自下海组织渔民试验，把挂死网改成抛活锚，哪里有鱼就在哪里投网，把生产提高了一大步。在海带养殖场，毕可友、陈伯恒等大队干部与渔民一起住草棚，啃干粮，艰苦创业，向海水要宝。他们还跟渔民一块摸索出：先把海带苗放在深水大流里生长，以后再搬到近海避风少浪的浅水中成熟。这种办法，使海带亩产增加了几倍。
大队盖了新屋买了船，办起了修船厂、织网厂、养貂场、采石场、学校、托儿所……大队建立了社员退休制度，社员看病、看戏、上学都不要钱。大鱼岛、毕可友的先进事迹纷纷上了报，进了广播、拍了电影。
可是今年，富裕的、先进的、全国有名的大鱼岛竟向国家贷款了！提起这件事，渔民个个有气：“是‘穷过渡’把我们过渡穷了！”
突如其来的风浪会翻船
十年浩劫中，大鱼岛的干部和渔民，顶风破浪，发展了渔业生产，冒出了“富裕尖”，大鱼岛渔民的个人收入比农民多。那年头，人们生活向上了，就有人不舒心，来挑刺。大鱼岛没有“自留地”之类的尾巴，但是，总算也把刺儿挑出来了！大鱼岛的公共财产，积累太多，走的是一条“集体的资本主义道路”。那阵儿是坏人当道，有什么说的！硬着头皮顶住。
大鱼岛的干部和渔民万万没有想到，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明媚的春天里，却栽了浪头“翻了船”。1977年春天，上级派来了工作组，把大队核算，过渡到公社一级核算。说是不能让哪个队冒尖，要大家一块富，要把整个石岛公社变成“扩大了的大鱼岛”。公社为成立渔业捕捞公司，调走了大鱼岛20只较大马力的机动渔船、网具，三百多个渔民，300万元现金。
这是晴天里的霹雷，毕可友被震得目瞪口呆，出不了声；广大渔民被惊得蒙头转向，丢了主意。这不是50年代“一平二调”悲剧的重演吗？
从此，大队没有了自主权。收入要交公社，“只往上边送油水，没有回头钱”。用一个钱都要由公社批准。大队只剩下小马力的机帆船，根本无法长征远战，只好跟1956年以前那样，在近海作业。大队收入减少，已经打好地基的办公楼、宿舍楼只有停工……
三中全会以后，人们议论纷纷：“‘四人帮’垮了，极左路线害得我们又吃一遍苦！”“毕可友的官越做越大，不为群众说话了！”毕可友有苦说不出：“这是上级共我们的产，我咋开得出口？”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60条）第6条说：“人民公社现在要继续稳定地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集中力量发展农村生产力。不允许在条件不具备时，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单位的过渡。”究竟“过渡”需要什么条件？石岛公社具备了过渡的条件没有？兼任县委委员、地委委员的毕可友一点也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有一点：“怪只怪我们早过渡了两年。要是拖到三中全会以后，肯定不会过渡了。射出去的箭，还能收回来吗？”
希望不要再折腾了
射出去的箭，竟然真的收回来了。今年2月，上级决定仍然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毕可友和渔民们个个喜笑颜开：“党中央‘有错必纠’的政策落实到我们头上了！”
可是，射箭造成的创伤仍然存在。20只大马力的机船调回来了，新的去，旧的回，回来后不能马上干活，要到船厂“治病”。12盘围网拉回来了。交上去的是大网，回来的是小网，还要按大网的价钱折价，一下就少算了36，000块钱。算来算去，公社欠大队二百多万元，无法还了！
三中全会的阳光普照大鱼岛。但一切要重新开始：旧船要修，新船要买，网具要添，打好地基的办公室、宿舍要盖……钱从何来？只好向上级伸手借债。
能怪毕可友吗？他当官不象“官”。大队分配，强劳力是100分，毕可友只要70分。他把多给的钱退回去，连国家每年给他的带病还乡军人补助费都不肯要，加起来有两千多块钱了。能怪其他大队干部吗？几个主要领导干部，都是懂生产、善管理、作风好、群众信得过的好干部。大队长李荣华一年四季与渔民出海捕鱼，副书记陈玉华长年抓工副业生产，能怪广大渔民吗？更不能。要怪只能怪极左路线的流毒未能一下子肃清。直到现在，有的领导同志仍然不肯认错。
不管怎样，毕可友的苦恼是减轻些了。他说：“大鱼岛在50年代是吃了‘一平二调’的亏，那次贷的款七、八年才还上。这一次，争取一、两年就要还清，只希望不要再折腾了。”
本报记者刘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