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钟人 |
1980-11-29 00:00 |
林江反革命集团的“铁扫帚”——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侧记之三
第4版()
专栏：
林江反革命集团的“铁扫帚”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侧记之三
本报记者 王钟人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于11月28日在正义路一号继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铁扫帚”陈伯达。
陈伯达一向自称是“小小老百姓”。法庭上出示的罪证表明，他是一个“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疯狂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凶犯！
“铁扫帚”出笼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以下简称《横扫》），象狂恶的暴风横行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所到之处，拔树毁屋，摧梁折栋，制造了一出出人间悲剧！
在它的“横扫”下，国家的栋梁，一夜之间变成了所谓的“走资派”；许多开国元勋，被投进了监牢；广大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变成了“臭老九”，有的关进“牛棚”，有的“流放”他乡；在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帅们，也遭到了残酷的折磨。
在它的“横扫”下，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和数不清的无辜群众，所遭受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
炮制这篇社论的不是别人，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铁扫帚”陈伯达。
早在开庭之前，陈伯达得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他炮制《横扫》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时，就惊慌地说：“坏了，坏了！”“算这个帐，把我杀头算了，枪毙我也不反对，可能也太便宜我了”。这说明，陈伯达对他炮制这篇社论的不良居心和所造成的严重恶果，是心中有数的。
《横扫》不顾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存在了十七年的事实，竭力鼓吹“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他们夺权的各级领导干部。于是，《横扫》煞有介事地攻击“目前中国那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他们所做的，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梦”。它煽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十年浩劫，“牛棚”遍地，冤狱累累，这一切，都是以《横扫》为祸端的。
不久，反革命头目林彪就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公开狂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接着，林彪就策划夺权，说：“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对老干部有的要烧，有的要烧焦。”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老干部，都没有逃过他们的“火烧”和“横扫”。
在开庭调查前，陈伯达就承认说：“社论是我搞的，并是我出的主意，竟没有事先送请中央审查，罪恶是很大的。” 但他又辩解说：“社论是泛指的，并没有具体要打倒谁”，
“我发表社论没有要打倒什么人的意思”。
陈伯达真的不想打倒什么人吗？他在唐山一手制造的“冀东冤案”说明什么呢？
1967年12月26日上午，陈伯达在唐山说：“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这里起作用，叛徒在这里起作用”。他还点了杨远、白芸、张达等人的名，对他（她）们罗织罪名，横加诬陷。陈伯达制造的“冀东冤案”被列入“专案”名册受审查的干部达1，604人，涉及到中央29个部门和24个省、市，唐山地、市遭受迫害的干部、群众84，000余人，2，955人致死，763人致残。
开创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先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伯达就和林彪、江青勾结在一起，他首先发明了所谓“刘邓路线”，接着又独创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跟着又喊出了“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的口号。这些，都是梦想“改朝换代”的林、江一伙十分赏识的。江青吹捧他“点子多”，林彪、叶群又封他为“军师”。
特别法庭首先审问陈伯达伙同江青、康生擅自决定批斗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并由戚本禹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同时进行抄家，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人身迫害的罪行。陈伯达不但用红钢笔在1967年7月15日关于批判刘少奇的
“请示报告”上圈阅同意，而且将“刘少奇”三个字中的“少奇”二字勾掉，在“刘”字后边加上“邓陶夫妇”四字。这样一笔之下，就把要求批斗刘少奇一个人，扩大到批斗刘、邓、陶夫妇六个人，开创了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先例。
追逼“后台”制造假案
陈伯达在出庭前写过一个供词：“我以及其他窃踞‘文革’高位的人，只要整人，丝毫不想整一下自己”。陈伯达伙同谢富治、吴法宪利用已经破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以追后台为名，肆意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又抡起了他的“铁扫帚”。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发生在1967年10月8日。这天的后半夜，即10月9日凌晨，天津市的一个煤球工人，来到北京市外交部街，将自己书写、刻印的八十几封油印传单，分别投进了附近的邮筒。传单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此案于同年11月20日即在天津破获。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经公安部门对原稿笔迹和作案工具的鉴定，也完全证实这一点。可是，陈伯达却一口咬定是个大现行反革命案件，要追后台。
1968年4月28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陈伯达刚走到台前，就指着墙上挂的“宜将剩勇追穷寇”标语牌，对坐在台下的专案组人员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你们要学习。……抓到刻版的人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台，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
陈伯达又一次接见专案人员的时候，更加气势汹汹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接着又暗示说：“这个反革命信上讲，有一个人可以出来当权，谁是这么一个人啊！”
话犹未尽，谢富治立即明示：“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
吴法宪则明目张胆地叫嚷：“还不是第二个大走资派”！？
陈伯达又加上一句：“象富治同志讲的……要追穷寇嘛”！
陈伯达等人蓄意诬陷迫害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们“立足于有，去审讯”，采取一系列指供、诱供等非法手段进行逼供，用谩骂、斥责、甚至坐“喷气式”追逼所谓“后台”，于1968年12月追出了一起离奇的、骇人听闻的“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参加的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王震、廖承志等。诬陷他们“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这就是一个“小小老百姓”干下的大罪行。
刑讯逼供摧残陆定一
1966年5月，林彪捏造罪名，诬陷陆定一是“反革命分子”。江青、康生等人，诬陷陆定一是“叛徒”、“内奸”、“军统特务”。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穷凶极恶地指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说：“我恨不得一枪打死你！”林彪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陈伯达想用刑讯的残害手段，来加以实现。
从1966年10月到12月，陈伯达平均每十天就发一次“指示”，有时打电话，有时亲自跑到专案组，指令要给陆定一带上铐子，交红卫兵审判。从政治到生活，从肉体到精神，对陆定一多方面进行迫害和摧残。1968年5月23日，经陈伯达等人批准，将陆定一逮捕送监。
公审陈伯达的前一天，记者在医院里访问了大难不死的陆定一同志。他今年74岁。当讲到陈伯达将被公审时，他说：“很好，他害了那么多人！让法律判决吧！”
在陆定一遭冤入狱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13名副部长也遭受到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全国各级党的宣传部门也遭到了摧残和破坏。数不清的优秀干部和他们的家属蒙受不白之冤，有的被长期隔离审查，有的致残、致死。
面对人民的审判，恶贯满盈的“铁扫帚”陈伯达的凶焰，一落千丈。他狡辩说“横扫”，没有要具体打倒谁的谎言破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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