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沨 |
1950-07-30 00:00 |
开拓者的聂耳——纪念聂耳同志逝世十五周年
第5版()
专栏：
开拓者的聂耳
——纪念聂耳同志逝世十五周年
赵沨
有人这样说：“要看一个作曲家是否伟大，只要看他的著作中引用民歌的多少便可判定。”
的确，古往今来的音乐大师，都曾受过民间音乐的哺养。德国民歌之于贝多芬，俄国民歌之于柴可夫斯基，都给了他们很大的影响。虽然，比起别的音乐家来，这两个作家还算是受民歌薰陶较少的呢。
在中国，冼星海是如此。广东打敲乐的节奏曾给“黄河”以灵感。在利用民间音乐语言上说，这和柴可夫斯基的“徐缓似歌”取材于俄国民谣有相同的意义。冼星海学习了民间音乐语言，而又洗炼，提高了民间音乐语言，同时，作为人民的财富，又反过来丰富了民族音乐的语言。
聂耳也是这样。他的“大路歌”摆脱了中外学者所谓“中国音乐是五声音阶”的说法，而用中国调式作为中国音乐语言的特点之一来着手。这支歌曲的主题可能是从下面一首云南民歌来的：
他的“打长江”，也看得出和云南的“螃蟹歌”有着血缘关系：
当然，不能肯定聂耳创作“大路歌”和“打长江”时，就是以这两首民谣为蓝本，而是说作为全民都是歌手的云南玉溪人，自幼就熟习民间音乐的他，在下笔时一定会涌现这些人民所喜爱的语汇。而一个想使自己的歌曲变成人民心声的作曲家，也会意识地选用人民熟悉的语汇。
但这绝不是问题的全部。黎锦晖后期的黄色歌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利用了民间音乐语汇的。（当然，黎锦晖早期的“麻雀和小孩”等儿童歌舞剧，不应和他的后期作品混为一谈，而且具有一定的作用、意义和影响的。）所以，重要的不在于技术上利用民间乐汇，而是作品内容对人民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作用和影响。试想一下当年的情景：大革命失败后窒息的政治生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日本要灭亡中国的军事行动……有些人在上溯唐宋，附庸风雅，“制礼作乐”；有的人吟咏个人的悲欢离合，风花雪月。至多也是要提倡一下“中国味”的曲调和和声，最进步的也只“隔靴抓痒”地，以“民俗学者”的趣味来写点“农家四时苦乐”一类的东西。充斥市面的是黄色的淫词谰调。正在这时候，聂耳却用中国化的音乐语言，写出人民的苦难和愤怒。这是真正的“开拓者”——披荆斩棘，凿石开山，走出了路，埋下了种……
聂耳的路是个从无到有的路，中国有了他才有了新音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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