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焕平 |
1981-03-30 00:00 |
重视对茅盾业绩的研究——《黎明时期的文学——中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译后记
第8版()
专栏：
重视对茅盾业绩的研究
——《黎明时期的文学——中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译后记
林焕平
茅盾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现代文学的伟大作家之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研究茅盾这几个方面的伟大成就，阐明茅盾在这几个方面的应有地位，总结茅盾在这几个方面的经验，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发展的营养和借鉴，早就应该摆到我们的日程上来。
今年是党成立60周年大庆。在党的成立的准备工作中，在党成立以后，茅盾做出过相当的贡献；在国共合作中，他以左派国民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推动国共合作往前发展，促进北伐大业的准备。在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中，担任过这样重大工作的，只有茅盾一人。
1916年，茅盾在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年仅20岁，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先在英文部，后在国文部，意气风发，勤奋非凡，为新文化新文艺的播种育苗而努力。后来参与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并改革《小说月报》，使之由鸳鸯蝴蝶派控制的刊物改变为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机关报。尽力介绍欧美文艺思想及作家作品，为我国新文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作家。精心研究社会科学，为党报和进步报刊写了大量政论文章及妇女解放文章，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广大青年中，做了广泛的大量的启蒙工作。
过去一般人都认为茅盾在1927年秋写的中篇小说《幻灭》是他的处女作，因而认定茅盾的文学生涯是从这一年开始的。当然，如果单纯从小说创作来评断他的文学生涯，也许可以这样说。然而，这样的论断问题，显然是片面的，不充分的，甚至是歪曲的。
文学研究会是五四运动以后我国新文学中产生的第一个文学社团，它的组织虽然松散，它的成员人数却较多，成员业绩却较大。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从文学研究会开始的。文学研究会的初期组织工作做得最多的，自然算郑振铎。然而，在该社的整个文学事业及其重大成就上，贡献最大的，不能不首推茅盾；文学研究会在孕育时期，曾受过瞿秋白的影响；但在她诞生以后，整个说来，受茅盾的思想影响是最大的。因而该社的中心人物，也不能不承认应该是茅盾。
从1916年至1927年的12月间，茅盾在中国新文学上所做出的贡献，是伟大的，不可磨灭的。
大体上说来，从1916年至1927年，茅盾是一位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可惜他所写的政论文章，至今未收集成书，我们无法看到）、文学家。从1928年起，茅盾才成为一位专业的作家和文艺评论家。没有前期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文学家的茅盾，就不会有后期作家、文艺评论家的茅盾。前期的工作和学习，是使他后来成为伟大作家的丰实基础。全国解放以后，由于长期担任文化部长和其他领导工作，他事实上成了一位国务活动家，创作的笔，也不得已搁下了。他有几种社会历史绘卷式的长篇小说计划，都未写成，这是十分遗憾的。
现在，研究茅盾以上种种业绩的工作，应当摆到日程上来了。可惜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做。
日本研究中国文学，从古代到现代、当代，向来都十分重视。单以研究鲁迅来说，从1945年日本投降起到1980年，据大略估计，出版研究鲁迅专著约达40种。对研究茅盾，同我国一样，不够重视。到1979年10月，才出版了松井博光著《黎明时期的文学——中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这是日本研究茅盾的第一部专著。他在日本，也算是茅盾研究的开拓者。
松井博光先生是一位中年研究家，1930年生于仙台，1957年东京都立大学研究院毕业，现任该校教授。译著有《茅盾评论集》（编辑）、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合译）、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梁斌的《红旗谱》、李锐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合译）等。他将于不久来北京对茅盾作进一步的研究。
这本书的特点，在作者的《后记》里说得很明白，他把茅盾摆在时代的洪流中，与当时的文艺社团和作家关系密切结合起来，比较客观、比较公正地加以叙述，使读者读了较能理解那个时代的茅盾。而最大的不足之点，也正在于只限于叙述。他对茅盾的作品，包括主要作品，都没有进行具体分析研究。茅盾的代表作《子夜》，他也只是引用了茅盾在新疆的讲演《〈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并以
《围绕着〈子夜〉的讨论》为题，引用了不同版本的三位日译者尾坂德司、小野忍、竹内好等解说，作为对《子夜》的介绍和评价。对于《霜叶红似二月花》、《腐蚀》等书，也十分简略地提一提罢了。当然，这是日本第一种茅盾研究专著，存在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
这本书的体例，也有一点特别。第一章《雾、虹、红叶——京都的茅盾》，是写大革命失败，茅盾亡命日本后的情况、思想和著作的。第二章《文学研究会和大革命》，倒叙从1916年入商务印书馆到1928年亡命日本为止。幼年和少年时期及全国解放以后，则由《茅盾简略年谱》记叙。这是日本朋友由日本记叙起，会较为亲切的缘故吧。
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有参考价值的，特别是在目前缺乏这类专著的情况下，因此，在茅盾同志的同意和支持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受出版的鼓励下，我把它翻译了出来。原著者对我的翻译，也给予积极的支持。因为我远在桂林，书中所引茅盾原作，有好些在桂林无法找到；出版社负责同志要我到北京去翻译，我又怕没有助手帮我查找和抄录引用材料，在桂林则我爱人可以协助；若事事写信询问沈老，则沈老年事已高，不宜过多打扰；只好请原作者影印寄来，以帮助解决我这个困难了。这一点，我非常感谢他。
从去年8月开始翻译，中间又有两个月外出开会，翻译仍是极为匆促的，缺点错误自然难免，希望读者指正。若能以此译书而引发我国进一步对茅盾研究的重视，则更幸甚矣。
1981年春节于桂林独秀峰下
〔原载今年第2期《大地》，本报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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