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代熙 |
1981-04-29 00:00 |
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与孙绍振同志商榷
第5版()
专栏：
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与孙绍振同志商榷
程代熙
提要：孙绍振同志的“新的美学原则”声称“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其落脚点不在“号筒”，而是根本不屑于表现我们这个新时期的时代精神。他的“新的美学原则”的纲领就是“自我表现”。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对照，这个“新的美学原则”至少在某些方面步了它的脚迹。他强调“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把个人置于社会、阶级、时代之上，是一种散发着浓烈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气味的美学思想。本文仅对孙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以资展开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近年来，一些年轻的诗歌爱好者带着他们第一批诗作走上了诗坛。由于他们的诗在表情达意、遣词造句的方式上与建国以来的新诗很有些不同，诗坛内外不免沸沸扬扬，议论纷纷。摇头者、点头者均有之。有的同志将他们视为诗坛上的“新的崛起”，更有如孙绍振同志，则从理论上入手，认为“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对于这些青年同志的诗，孙绍振同志的分析与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吻合他们的原意，我不在这里妄加评论。本文只是对孙绍振同志所阐述的那个“新的美学原则”及其有关的一些问题，提出几点不同的看法，以资展开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孙绍振同志在文章里对他目之为“新的美学原则”作过这样提纲挈领的表述：第一，“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第二，“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第三，“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
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里批评历史剧《济金根》说：“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传声筒。”马克思在这里批评的是文学创作中，特别是在人物形象刻画上的概念化和公式化，而不是反对文艺作品用生动的艺术形式去表现时代精神本身。孙绍振同志却与此相反，他说的“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其落脚点不在“号筒”，而在于“时代精神”。例如，他说的“不屑于表现……丰功伟绩”、“回避去写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指的就是工农兵群众和知识分子的“经历”
（换句话说，就是不屑于去描写人民大众的生活），特别是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从事的“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这一切都不是孙绍振同志的“新的美学原则”要表现的内容。诚然，在文学作品中，并不是只有塑造正面人物形象，直接描写人民的斗争才能表现出时代的精神风貌。有时，反面人物，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物也能反衬出时代精神的折光。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把这些生活中的过客放在如恩格斯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的背景上来描写。孙绍振同志的“新的美学原则”也不要求表现历史发展的这个客观规律。所以，我们说他不是“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而是根本不屑于表现我们这个新时期的时代精神。
把现实生活排除在诗人视野之外，因此值得诗人去表现的就只能是他的那个“自我感情世界”，并且诗人也就只是在这个世界里去“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这“秘密”就是诗人“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所以，孙绍振同志的“新的美学原则”的纲领就是“自我表现”。
孙绍振同志在文章里写道：“传统的诗歌理论中‘抒人民之情’得到高度的赞扬，而诗人的‘自我表现’则被视为离经叛道，革新者要把这二者之间人为的鸿沟填平。”“抒人民之情”，说的是诗人把他自己的感情同人民的感情水乳交融地浑然在一起。涅克拉索夫说：“世界上再没有比缪司和人民的联盟更牢固更美好的了！”至于“自我表现”，叔本华说：“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是我的意志”，反过来说，就是：我的表象是世界，我的意志是世界；也就是谓：世界就是我，我就是世界。
由此看来，“抒人民之情”和诗人的“自我表现”，这是两种相互排斥的艺术观。孙绍振同志说可以把它们之间的鸿沟填平。怎样填平呢？他说：“我们的民族在十年浩劫中恢复了理性……当个人在社会、国家中地位提高，权利逐渐得以恢复，当社会、阶级、时代，逐渐不再成为个人的统治力量的时候，在诗歌中所谓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便自然会提高其存在的价值”。孙绍振同志的意思是说：十年浩劫的结束，标志是“社会战胜野蛮，使人性复归”。生活中人性的复归，就“自然会导致艺术中人性复归”。直截了当地说，孙绍振同志是企图用人性来填平“抒人民之情”和诗人的“自我表现”之间的那道鸿沟。我们丝毫不反对艺术表现人性。我们关心的是艺术家的人性、诗人的人性和人民大众的人性是否相通，或者是否基本相通。如果诗人的人性和人民大众的人性南辕北辙，或者诗人根本不关心人民的痛痒，则不管诗人个人的感情如何的丰满，他个人的悲欢如何的非比寻常，甚至把他个人的心灵世界全部敞开，也终因和人民大众缺少“灵犀一点”，而不能相通。文学史上倒有不少那样的诗，既没有“为民请命”，也没有“抒人民之情”，相反，排遣的完全是诗人个人的情怀，却为人民所接受：
“问君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读李商隐这首小诗，你不能不同情诗人因秋雨所阻，滞留客乡，怀念妻子或者亲友的寂寞心情；当你想到雨过天晴，诗人首途返回故里，同亲人秉烛窗前述说那天“巴山夜雨”的情景时，你就不由得会同诗人一起共享那分欢乐。尽管诗人在这首诗里抒发的完全是他个人的感情，描写的是他个人的悲欢，却因其与人们的生活经历息息相通，所以它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也就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西方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由于越来越脱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趋于胡编乱造，而成为强弩之末。当时，欧美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一方面迷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环套一环的重重矛盾，找不到出路；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反感“邋遢感伤主义”，即浪漫主义文学和那被他们视为“躲在现实的硬壳里”的所谓“现实主义”。于是他们就把柏格森、叔本华、弗洛伊德、克罗齐的哲学和美学思想，以及威廉·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当成是一块安身立命的绿洲。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起，在西方文坛和艺坛上象走马灯似的相继出现了诸如象征主义、意象主义、原始主义、野兽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新浪潮、荒诞派等等各种名目的文艺流派。这些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艺虽然有着它们各自表现手法上的特点，但在文艺思想上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东西。例如，第一，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家、艺术家几乎都把他们的“自我”当作唯一的表现对象，说得具体一点，把文艺作为表现他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思想（即否定理性）的唯一手段。他们不满于生活的牢笼，但在行动上却使自己龟缩在“自我”的深处。第二，由于他们有意识地排斥现实世界的客观性，所以他们总是天马行空似地力图通过象征、意象、潜意识以至于梦幻来表现他们的“自我”。它们着意表现的并不是现实，而是作家、艺术家头脑里的个人的主观意识。所以朦胧、荒诞、恍惚、晦涩，几乎成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三，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乐观主义已经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发生严重动摇的时刻破土而出的。如果说T．S．艾略特的《荒原》写的是“站在毁灭因素边缘”的“一种完全失掉信仰的心境”，那么到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则进一步陷入了毁灭的绝境。最近二十年，西方资本主义的高度物质文明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里依然留下了一大片空虚。本文无意对有近百年历史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一次面面观，这里列举它的三点特色（当然不是说只有这三点），只是为了说明孙绍振同志的“新的美学原则”倒是步了它的脚迹；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这样说。
孙绍振同志在文章里写道：“如果说传统的美学原则比较强调社会学与美学的一致，那么革新者则比较强调二者的不同。表面上是一种美学原则的分歧，实质上是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接着他又说：“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的精神的敌对力量”；所以结论是：“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
这是孙绍振同志的“新的美学原则”的立脚点。
从上面的引文里，我们知道了孙绍振同志心目中的人的价值等于个人利益，或者等于个人的精神；因此那个衡量“人的价值”、“个人的利益”或者“个人的精神”的标准就是“人的价值标准”。而这个“人的价值标准”“不完全取决于社会政治标准”。因为它与追求一元化的政治不同，不必“强调统一意志和行动”，不必“少数服从多数”。
这是孙绍振同志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非常严肃，因而必须认真对待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他在文章里说，社会是人创造的，“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还必须作如下的补充：既然社会是它的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因此就理所当然地不允许任何个别成员把他个人的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对待社会精神文明，也应该是这个道理。
打一个粗浅的比方：我们这个国家好比是一条大船。由于领导工作上的一些错误，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十年作乱，这条船被弄得百孔千疮，危机四伏。不光个人利益，而且首先是国家、民族的利益都遭到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拨正了航向（落实了各项政策），国家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得到了法定的保障。这时，最大的利益就是安定团结，同舟共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这条船顺利地驶向共产主义的远方。倘若不是这样，且不说人人，也不说什么多数，只消少数分子任意胡来，我行我素，结果就会招来船毁人亡的惨祸。这难道是什么深奥的道理么？！所以我们的观点是：个人利益固然不得随意否定，但社会利益必须得到第一位的保障。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分为两大类，即：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前者创造物质文明，后者创造的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诚然是精神文明的条件，但精神文明又对物质文明起着强有力的积极作用。因此也可以说它们是互为条件，相辅而又相成的。
十年浩劫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精神文明所遭到的一次浩劫：人妖颠倒，世风败坏。在着手四化建设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已成了当务之急。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虽然可以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文学艺术，但是说到底，还是集中地表现在具有共产主义革命理想和高尚道德情操的社会成员身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美的；反之，就是丑的。
孙绍振同志说：“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精神的敌对力量”，这句话相当含混。张志新烈士用她的生命来捍卫无产阶级的事业，她个人的精神境界和我们社会的精神文明是和谐一致的，而那班迫害她的家伙的精神境界却是腐朽、卑下的，并且与我们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敌对的。
现在我们再来说什么是“人的价值”和“人的价值标准”。歌德有两段话讲得很好，他说：“一个人怎样才能认识自己呢？绝不是通过思考，而是通过实践。尽力去履行你的职责，那你就会立刻知道你的价值。”“可是你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当前现实的要求。”歌德说得很清楚：个人的价值，就表现于他对社会的现实要求所应尽的职责；检验人的价值的客观标准，就是看他是否在行动上履行他的社会职责，以及履行到什么程度。
孙绍振同志把“人的价值”，仅仅归结为“个人利益”、“个人的精神”，而衡量“人的价值标准”又只是“个人的幸福在我们集体中应该占什么地位”，以及“个人的感情，个人的悲欢，个人的心灵世界”在艺术上得到了怎样的反映。真是除了个人，还是个人。个人成了一切，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现在我们总算能够理解他说的“社会、阶级、时代逐渐不再成为个人的统治力量”这句话的真意了，那就是：或者把个人置于社会、阶级、时代之上，或者将它们置之度外。总之，文学完全是作家的私事，与社会、阶级、时代无关，而不是如高尔基所说，文学“永远是时代、国家、阶级的事业”。把孙绍振同志的美学原则的这个出发点和它的纲领——“自我表现”联系起来，一套相当完整的、散发出非常浓烈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气味的美学思想就赤裸裸地显示了出来。
（原载《诗刊》1981年第4期，原文共三节，因篇幅关系，这里选载的是前两节，并在文字上作了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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