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武中兴

第5版()
专栏：历史知识

关于光武中兴
臧嵘
一
一个朝代由衰落而重新兴盛，史称“中兴”。虽说中兴，真正名副其实者为数并不多，“光武中兴”，可算是其中较有成效的一个。古人对这次中兴评价很高，东汉时张纯说：“（光武）兴于匹庶，荡涤天下，诛锄暴乱，兴继祖宗”（《后汉书·张曹郑列传》）。南宋诗人陈亮称赞：“自古中兴之盛，无出于光武”（《龙川文集》卷5《酌古论一》）。明末思想家王夫之说他“允冠百王”，“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独焉”（《读通鉴论》卷6）。
光武，指东汉第一个皇帝光武帝刘秀。他出身西汉皇室之后，但传到刘秀时已经破落了。青年时代曾参加农业生产，也亲自长途跋涉到外地贩卖过粮食。史书上说他“长于民间”，“兴于匹庶”，都说明他出身不高，因而年轻时能接触到一些民间疾苦。28岁那年，刘秀随哥哥刘縯一起参加了反对王莽暴政的斗争。残酷的战争把他锻炼成为一员有胆有识有智谋的战将。在著名的昆阳之战中，刘秀立下了重要功勋，使他在诸家起义军中拥有很高威望。公元24年，他在河北与王郎争战，被追军所迫，连夜南逃，到达饶阳县的无蒌亭时，又冷又饿，脸都冻裂了，部下冯异弄来点豆粥，他吃得很舒服，对人说：“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颠沛流离的战乱生活，使刘秀有机会进一步体会民生的艰难，这对他取得天下后制定和施行一种较为缓和的政策是有影响的。
二
刘秀登上皇帝宝座后，面临的是一副残破到极点的烂摊子。与刘秀同时代的冯衍有一段话描写当时的状况说：“祸拿未解，兵连不息，刑法弥深，赋敛愈重。……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以致“匹夫僮妇，咸怀怨怒”（《后汉书·桓冯列传》）。一句话，各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
首先是阶级矛盾。由于王莽对外连年争战，加上刑法苛深，赋税沉重，致使各阶层人民都无法生活下去：农民在饥馑疾疫中大量丧生，被迫在官府劳动的工匠也大批饿死，以致长安城到处是死尸的臭气（《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
其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王莽凭权诈取得帝位，这就与西汉旧有勋贵发生矛盾，因此大兴冤狱，仅公元10年底，一次就借故杀掉公卿党、亲、列侯以下数百人（《资治通鉴》卷37《汉纪》29）。王莽迫害知识分子尤为残酷，使得士大夫阶层与王莽政权的关系非常紧张，他们采取与王莽政权不合作态度，有的“去官归家”，有的“呕血托病，杜门自绝”，有的“变名姓，抱经书隐避林薮”（《后汉书·卓鲁魏刘列传》）。这就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
另外，由于王莽恣意侮辱少数民族，因而矛盾也日益尖锐化，连年争战不已。经济上，币制混乱，物价暴涨，人口流散，田畴荒芜，也是一团糟，据《后汉书·郡国五》：经过王莽一二十年的折腾，“海内人口可得而数，裁十二三”。
三
光武正是在如此的基础上使国家“中兴”的。为了变乱为治，他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对农民采取缓和政策，切实改善劳动者的地位，减轻他们的负担。奴婢问题曾经是西汉末年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王莽统治时代和农民起义的战乱中，也有很多人被掠卖为奴隶。为了解放这部分生产力，光武登极以后，先后下了九道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令。这些诏令使许多原来沦为奴隶的农民提高了人格地位，也激发了他们对生产劳动的兴趣。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光武帝还在建武六年（公元30年）把田租从十取一之税，降低到“三十税一”，和西汉文景之治时代租率相等。同年，他还精兵简政，下令在各州县减员。光武后期轻易不谈战争，史书说在天下平定后，他“未尝复言军旅”。
光武帝还以身作则，提倡节俭。《后汉书·循吏传》说他：身不穿华丽之服，耳不听妖冶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他还命令郡县不许贡献“异味”，认为这是“烦扰道上，疲费过所”的劳民伤财的事。他将贡献的名马送去驾鼓车，将价值百金的宝剑赐给骑兵，不盖豪华的宫室，不搞浪费人力财力的狩猎。他还给全国下诏“薄葬”。他死的时候，遗嘱要求象西汉文帝那样，葬礼“务从约省”，“葬皆以瓦器，不以金银铜锡为饰”。这对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很难得的。在光武的影响下，他的后妃和东汉初期一些大臣，也都很注意俭约。光武朝的首任御史中丞宣秉，政治地位很高，在殿上可以与皇帝并席而坐，但生活上他一点不特殊，“秉性节约，常服布被，蔬食瓦器”。被刘秀任命为大司徒司直的王良，也是“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有一个叫鲍恢的下属出差路过其家，正遇到他的妻子穿着布裙拉着柴，从田中归来，使他十分感叹（《后汉书·宣张二王杜郭吴承郑赵列传》）。由这些人组织起一个较为廉明的政府，比较起来，对农民是有利的。
二、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光武对士大夫采取笼络和重用的政策，他礼贤下士，对他们表示非常信任。例如他对王莽时代的逸民太源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接连三次聘请来朝，王良做了东汉的大官，周党虽不肯受禄，光武也不强求，还赐予他帛四十匹。光武的少年时同学严光，东汉建立后“变名姓，隐身不见”，光武备“安车玄纁”，遣使聘请，也是“三反而后至”，光武和他同卧一床，睡觉时严光把脚压在了光武的腹上，后世传为美谈（《后汉书·逸民列传》）。光武这种尊重与信任知识分子的政策，受到当时士人的欢迎，许多原先宣布与王莽不合作的文人，纷纷来奔，为新政权效劳。
光武和功臣们关系也很协调。他对他们从不猜疑，把大权交给他们掌握，放心地让他们镇守一方。光武最得力的助手冯异，建武初年被命令掌重兵专守关中，独当一面。有人告发他在关中专权，收买人心，号为“咸阳王”。光武把这一奏章交给冯异看，对他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后汉书·冯岑贾列传》）光武和将士们将心换心，大将贾复在真定大战中受了重伤，光武十分痛心，对手下说：假如他真有好歹，我听说他的妻子有孕，如果生女的话，我儿子娶她；如果生男，我把女儿嫁到他家，决不让他妻子受苦。后来贾复伤愈，十分感激光武，作战比以前更为勇敢。光武对从敌方投诚过来的战将，始终以信诚相见。朱鲔曾为更始（新莽末朝皇帝刘玄）坚守洛阳，抵挡光武军，而且参加过谋杀刘秀哥哥刘縯的活动，光武派人说降他：“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朱鲔降后，果然被封为扶沟侯，官至少府，富贵终身。光武还经常教育部下要团结，共同为安定天下出力。建武初，大将寇恂和贾复闹矛盾，长期不在一起共坐，光武给他们做工作，说：“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说服他们“并坐极欢”，“共车同出”，终于成为一对好朋友（《后汉书·邓寇列传》）。由于刘秀善于处理君臣关系，所以光武一朝，政局始终比较稳定，形成了以云台28将和365功臣为支柱的稳固的东汉统治集团。
三、注意整顿吏治，发展生产。刘秀早在战争时期就注意在各地整顿吏治，当更始派他到河北发展势力时，他在所到郡县，释放被冤囚徒，废除苛政；对于各级官吏，上自郡守下至佐史，一律进行考察；或黜免、或提拔，从不含乎。做皇帝后，他又下令要求轻省刑法，给各地被冤屈的犯人平冤免罪，罢免一批贪官酷吏，改任良吏（《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任用杜诗做南阳太守，杜诗性节俭而善于计略，诛暴立威，省爱民役，在当地修治陂池，开垦荒地，使一郡“比室殷足”。当时人把他比做西汉时著名良吏召信臣，为之语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后汉书·杜诗传》）光武还鼓励不畏豪强的清官，洛阳令董宣杀了公主家奴，公主告到光武处，光武不仅不为所动，而且以“强项令”的美名敕封董宣。（《太平御览》卷266《续汉书》）光武还注意用移民屯垦的办法缓和土地兼并问题，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在边郡“建立三营，屯田殖谷”，释放刑徒去充实边地。这些措施对安定人民生活，提高生产积极性，都起了有益的作用。
在民族问题上，光武尽量采取“息人”的政策。大将马武建议用军事手段出击匈奴，光武说：如今国家刚刚安定，百姓尚未苏息，能够又大事远征吗？他认为“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因为光武民族政策的正确，东汉初期周边形势比较稳定。
四
通过光武君臣三十多年的努力，到光武后期以及明、章二代，社会出现了基本安定的局面。《汉书·刑法志》载，在光武和明帝时期，人民免去了“兵革之祸”，而有“乐生之念”。是时，人心安集，社会稳定，人民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因此经济恢复和发展较快，人口逐年增加，到和帝时，人口数已从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达到五千三百二十九万六千二百二十九人。光武以后的若干年内：“五谷登衍”，“蚕麦善收”，“吏称其官，民安其业”，出现了“天下安平”的时代，不能不认为是光武帝刘秀的开创之功。
王夫之说：“天下易动而难静。”光武中兴的史实告诉人们：历史上的大乱走向大治，必需经过一番整顿，调整各种关系，解决各种矛盾，才能求得一个安定的局面。刘秀顺应历史潮流，做到了这一点，因此能够“拨乱反正，以宁天下”，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历史经验。（原载《文史知识》，本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