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志民 |
1981-05-30 00:00 |
培养人才是一项战略任务——纪念抗大建校四十五周年
第4版()
专栏：
培养人才是一项战略任务
——纪念抗大建校四十五周年
李志民
6月1日，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校45周年纪念日。当前，我们全党全军正在认真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加速培养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和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纪念抗大，回顾抗大培育人才的方向和经验，更有现实意义。
抗大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培养人才，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以后，都把院校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就先后创办了红军大学和彭阳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等红军学校，为军队建设和革命根据地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走上抗日前线。这时，我们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战略方针，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拥护，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掀起抗日救亡热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发展，我国的政治形势正从国内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这历史大转折关头，无论军队、地方，到处都需要大量的干部去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毛泽东同志当时指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的增加抗战力量……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党中央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于1936年6月1日创办了抗大。
延安，是全国人民瞩目的革命圣地，抗战的中心；抗大，便成为全国青年向往的革命摇篮。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和侨居国外的青年，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跨过祖国的万水千山，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线，来到抗大寻求真理，参加抗日战争。抗大学生的人数一天天增加。1939年7月，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党中央为了使抗大教育更适应前线的需要，在战斗环境中更好地培养与锻炼干部；也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使更多的青年到抗大学习锻炼，决定抗大总校分批从延安挺进敌后，经晋察冀进入太行山区办校，并先后在八路军、新四军各根据地建立了12所分校。这样，总校和分校的学生都能在战争中学习，毕业后就地分配工作，在各抗日根据地发挥骨干作用。
在抗日战争期间，抗大先后培养了十几万名军政干部。他们中间有身经百战、统率千军万马的八路军、新四军将领和各级指挥员，也有深入敌后带领群众开展斗争的地方各级干部。这一大批干部对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对于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天，从中央到地方，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各个战斗岗位上，还有相当可观的一批抗大培育出来的干部，他们已经成长为政治上、业务上臻于成熟的重要人才，成为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
抗大在抗日烽火中“越抗越大”，誉满神州，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记得1939年抗大挺进敌后到达晋察冀时，沿途群众箪食壶浆相迎，“拥军鞋”摆满道旁，那种热情的场面，至今难忘。当时国内外报章杂志，对抗大有很多介绍和赞扬。1938年5月，世界学联代表团柯乐满、雅德（女）、雷克难、傅路德等四位国际友人前来延安参观，对抗大有高度的评价，还要求抗大接受他们为名誉学员，穿上抗大的军装，戴上抗大的领章合影留念。1939年6月抗大举行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时，柯乐满还以世界学联秘书长的身份致电祝贺，贺电说：“抗大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的事业，已闻名于世界各国学生团体，并深为他们所钦佩……”
抗大得到国内外人民广泛赞誉的同时，遭到日寇和国内顽固派的仇视和破坏。日寇曾对抗大进行过狂轰滥炸；1942年5月日寇疯狂地“扫荡”太行山区时，曾发出“以50个人换一个抗大干部”的叫嚣，出动万余兵力围歼抗大，结果损兵折将，弃甲而归。国内顽固派也在延安周围设置了层层关卡，对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进行刁难、迫害，派遣特务混进抗大破坏，甚至卑鄙地截劫、拘禁抗大派往敌后根据地工作的毕业学生，这些事实说明，国内外敌人对抗大是何等震惊，何等恐惧！
坚持抗大教育方针 培养德才兼备人才
毛泽东同志在抗大成立三周年时曾经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在国外也有点名气？就是因为它同所有的抗日军事学校比较起来，是最革命、最进步的，最能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并且指出，抗大贡献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大成绩，就是它“教成了几万个青年有为的进步革命的学生”。（《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里，毛泽东同志十分中肯地揭示了抗大所以办得成功的奥秘，在于它造就了一大批德——“最革命、最进步”，才——“青年有为”，“最能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
这些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建校之初，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就为抗大提出了一系列完整的正确的教育方针。毛泽东同志亲自著文、题词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抗大的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就为抗大培养人才指明了方向。
抗大培养的干部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能成为执行党中央政治任务的骨干。当时来抗大学习的学员，既有久经战斗考验的老战士，也有成千上万刚从敌占区和蒋管区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他们的阶级出身、社会经历和文化水平各不相同，因而每个人的思想基础和觉悟程度也有较大的差别。他们虽然朝气蓬勃，有着高昂的抗日热情，但刚脱离开旧的生活环境，也存在程度不同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因此，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还提出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1、教育他们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2、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工作经验；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工农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全校师生都遵循这些原则，努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抗大当时的政治教育内容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基本理论，也有国内外形势以及统一战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政治报告，同时，还积极参加过批判张国焘、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和整风运动。在学习中，同志们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通过斗争实践，把自己锻炼成为有政治觉悟的革命战士。同志们为了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在抗日战争中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39年冬，抗大总校第五期挺进敌后的第三梯队通过封锁线时，天已寒冷，没有棉衣，又遭到日寇袭击，少数区队被敌人冲散，有的同志被捕。在这生死考验的关头，同志们表现了无比坚贞，有的用砖头砸死敌人逃离虎口；有的在被敌人解押途中，冒着九死一生跳离火车脱险；有的宁死不屈壮烈牺牲；有的女同志被割去乳房也决不失节向敌人屈膝，最后英勇就义。象这样事例举不胜举。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比喻：“抗大象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创新社会，去打倒日本。”这是对抗大政治工作成就的赞扬，也是抗大教育改造知识青年的真实写照。
抗大不仅重视政治教育，也很重视提高学员的军事素养。1937年1月，抗大第二期开学时，正值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西北会师不久，党中央马上抽调各方面军中部分师以上干部到抗大学习，总结交流十余年来革命战争的经验，使他们从理论上进一步提高革命战争战略战术思想和指挥艺术。对一批来自敌后的知识青年，也认真进行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游击战争基本知识的教育。抗大每期都遵照毛泽东同志“学好本领好上前线去”的指示，根据不同对象，组织他们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进行近战、夜战和射击、刺杀、投弹等战术技术训练，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特别是1939年深入敌后办校之后，抗大各分校更是一边学习、一边战斗，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不少学员参加过百团大战和反扫荡反清剿战斗，有的还组织武工队深入敌人心脏地区打击、袭扰敌人，参加对日寇的大反攻。许多知识青年入校时，不懂放枪、打仗，通过学习和实战锻炼，很快成长为能文能武的好干部。
优良的作风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抗大把培养学生“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优良传统作风，作为教育训练的重要内容。在敌人封锁、物质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抗大师生一手拿锄、一手拿枪，一面学习、一面生产，自己动手挖窑洞，开荒生产；自己背粮驮柴；办校初期没有课椅，就用石头当课椅，膝盖当课桌；没有钢笔，用根筷子绑上钢笔尖写字，没有墨水，挤桑葚汁代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同志们仍很活泼开朗，到处歌声飞扬。这种“延安精神”早已传为佳话。正因为抗大培养出这种具有优良品德和作风的干部，所以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同那里的群众结合在一起，生根开花。
抗大的优良作风代代相传，已成为我军的传统作风。但是，在林彪把持军委工作以后，特别是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一面打着宣扬抗大、提倡“三八作风”的旗号，一面却大砍军队和地方院校，肆意歪曲、篡改抗大教育方针和校风的革命内容，割裂红与专的辩证关系，制造军事与政治的对立，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今天，我们要加强院校建设，就必须继续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继承和发扬抗大的光荣传统，防止和克服“左”或右的错误倾向，加强院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教育学员树立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学会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事物，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使学员能自觉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坚强的战斗意志、优良的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同时，要加强专业训练，使他们能熟悉本职业务，掌握广泛的专业技术知识，学会组织现代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和保障技能，平时能组织训练，战时能带兵打仗，并具有强健的体魄，能适应紧张艰苦的战斗环境，真正成为国防现代化事业中红、专、健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加强党的领导是办好抗大的关键
抗大为什么能在办校条件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不断成长壮大，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干部来呢？最根本的一条是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加强对抗大的领导，各级首长亲自动手，关怀抗大的建设，关怀抗大干部的成长。
当时，毛泽东同志不仅亲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为抗大制定教育方针，经常对抗大的工作作指示，而且亲自到抗大讲课、作报告。现在编入《毛泽东选集》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矛盾论》、《实践论》等不少重要著作，都是当年毛泽东同志在抗大的讲稿。党中央和其他领导同志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洛甫（张闻天）、陈云以及从前线回到延安的彭德怀、贺龙、叶挺、罗荣桓、邓小平、彭真、肖克等许多同志也都在抗大作过讲演。1938年9月间，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延安不久就到抗大作形势报告；刘少奇同志也曾到抗大作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
党中央重视加强对抗大的领导，为各级党委作了表率。1939年抗大到敌后创办分校时，各根据地党委和领导同志也都把办好抗大作为党委一项重要任务，抽调优秀的干部到抗大担任领导工作或教职员，选拔年轻有为的指挥员和战斗骨干到抗大深造。各级首长也亲自抓抗大的工作。当时担任新四军代军长的陈毅同志就曾兼任抗大五分校的校长。抗大挺进敌后途经晋察冀根据地时，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同志亲率部队出迎，掩护抗大师生过封锁线；此后又亲自到抗大二分校作报告。那时已值寒冬，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同志见抗大师生没有棉衣，马上把准备发给部队的棉衣先发给抗大。各根据地党委、首长对抗大这样支持和关怀，给予抗大师生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抗大的各级党组织坚决把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从党的发展工作，选拔干部，培养教职员，到教材的选择，课程的安排，都进行认真的研究。学校的领导干部亲自讲课，经常深入课堂、操场，了解学员的反映，作过细的思想工作。当抗大挺进敌后时，副校长罗瑞卿同志亲自站在同蒲铁路上，一边指挥学员越过封锁线，一边做鼓动工作，使师生深受鼓舞。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常与师生促膝谈心，大家亲切地称他“老妈妈”，有什么思想问题都乐意找他交心。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同志亲自做发展党员的工作，找发展对象谈话，做新党员入党宣誓的主持人。抗大的各级干部就是这样本着“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精神，兢兢业业地办学，把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充分体现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
抗大是在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历史转折关头创办起来的。我们今天又面临着一个向社会主义四化目标进军的新的历史时期，虽然现在的情况与45年前有很大的不同，但革命形势需要培育千百万合格人才这个要求，不仅完全一致，而且更加迫切。因此，我认为抗大的教育方针与培养人才的经验，无论对部队院校或地方院校仍有指导意义。现在，我军有许多院校和教导队，这是培养各类干部的重要基地。我们要真正认识到培养一支军政素质优良的干部队伍，是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和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一定要舍得下功夫，进一步加强党对院校工作的领导，更好地落实中央军委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45年的岁月流逝，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年英姿飒爽的抗大爱国青年嘹亮的战斗歌声，仍在我们耳边萦绕，经常鼓舞着我们在新长征中奋发前进，为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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