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同志伟大光荣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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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宋庆龄同志伟大光荣的一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她的一生，是伟大的光荣的一生。
宋庆龄同志，原籍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农历为壬辰年12月10日，按中国的习惯算法，现年90岁）。她早年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1908年，她15岁的时候，到美国佐治亚州梅肯的卫理公会威斯理安女子大学上学，1913年毕业，获学士学位。辛亥革命胜利后，她在这所学校曾收到她父亲寄来的新国旗，她马上取下清朝的龙旗，扔在地上，踩在脚下，高呼拥护共和的口号。1913年，她在校刊上发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胜利。文章说：“这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极端的君主制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而在君主制的统治下，‘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是被剥夺的。”同年回国后，她即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她与孙中山先生结婚。她陪同孙中山来往于上海、广州之间，负责处理大量机密书信和其他日常工作。1919年五四运动时，北京爱国学生被反动政府逮捕，当时，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和秘书，代孙中山起草了“学生无罪”的援救电报。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经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1922年6月16日凌晨，军阀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准备北伐而公开叛乱，叛军包围并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要宋庆龄先行撤离，但是宋庆龄坚持留下来吸引敌人的火力和注意，让孙中山先离开险地。她一直坚持到早上8点，才在两名卫士和一名副官的保护下，突破包围。第二天晚上，安全脱险。极度的紧张和疲劳，使她的健康受到严重摧残。
1922年8月，孙中山离开军舰到了上海，着手对国民党进行大改组。宋庆龄在孙中山与中共代表磋商合作以及与列宁所派特使的交谈中，做了大量的切实有效的工作。1923年，忠于孙中山的军队将陈炯明逐出广州，孙中山和宋庆龄回到广州。改组国民党的工作继续进行。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宋庆龄坚决拥护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
1924年11月，孙中山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接受北京军政首领的邀请，犯难北上，宋庆龄毅然随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宋庆龄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的遗嘱，并积极地投身于中国人民大革命。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她极为愤慨，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
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坚决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共产党紧密合作，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斗争。在这次会上，她被选为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同年1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广州的国民政府准备迁往武汉，宋庆龄与先遣人员一同到达武汉。12月13日，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开会，决定成立联合委员会，宋庆龄是委员。1927年上半年，宋庆龄在汉口为妇女开办了政治训练班。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和国民党许多左派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7月14日，武汉汪精卫政府公开叛变革命前夕，宋庆龄又发表严正声明，公开宣布同孙中山事业的叛徒决裂。她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面对着当时革命面临的严重危机，她满怀信心地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1927年8月1日，宋庆龄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严正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为。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举行南昌武装起义，宋庆龄支持了这一起义。当时，宋庆龄未在南昌，但是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仍推选宋庆龄为委员会七人主席团的成员。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她于8月下旬赴莫斯科，行前又一次发表声明，阐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指出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冒牌领袖们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危害了三大政策”，“他们必然失败，走上以前企图以同样方式来统治人民的那些人的道路。”1929年5月，宋庆龄在苏联住了将近两年后，经柏林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她在回国前发表声明说：“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该党的任何工作。”
1930年至1931年，宋庆龄到欧洲旅行。她从1927年到1931年在苏联和欧洲期间，积极地参与了国际的反帝国主义和保卫和平的运动。1927年12月在比利时和1929年8月在德国召开的两次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上，宋庆龄都被选为大会的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1年，宋庆龄回国，积极支持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决地反对了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的投降主义政策。她在12月19日发表的《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一文中，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以及它在民族危亡之际所进行的各种投降主义的活动，确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1932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上海，十九路军起而抗战，爆发了“一·二八”事变。当时，宋庆龄在上海由杨杏佛帮助，向人募款，向交通大学商借房屋，为伤兵设立了一所有300个床位的医院。她在答记者问中说：“对于抗日战事”，她“主张积极抵抗到底。”“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存，革命者尤当只问是非，不顾目前利害。十九路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不特为军队之模范实为革命之武力与反帝国主义之先锋。我辈之设立此医院，仅站在民众一分子之地位，对此空前之革命战士表示其敬仰感谢而已。”同年12月，她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屠杀。她在阐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时说：“不是革命在中国胜利，就是帝国主义征服和瓜分中国。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我相信中国人民的最后胜利，所以我相信革命一定会建立自己的权利，建立中国的统一、独立和完整，以及人民自治的权利。我以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是推动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工具之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通过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保护和营救了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反蒋爱国民主人士，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1933年4月1日，宋庆龄发表《告中国人民》书，反对蒋介石政府与帝国主义分子狼狈为奸，迫害反帝抗日战士，非法逮捕罗登贤、陈赓、廖承志等同志的罪行，号召中国广大人民起来斗争，保护被捕的革命者。同年5月，宋庆龄发表《中国的工人们，团结起来！》一文，指出：“蒋介石政府不能统一中国，不能领导武装人民进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不能给农民土地。”她号召全中国人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为中国的解放、统一与完整而斗争”。
1933年9月，宋庆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领导召开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远东会议。她在会上发表的演说中指出：“目前的时代标志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诞生。”
“资本主义者在战争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劳苦大众必须在革命中寻求自己的生路。”“反动的武力只能以革命的武力来对抗。”“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是我们拥护武装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
193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经宋庆龄等签名公布。
在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紧、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的时候，宋庆龄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继续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庆龄和何香凝、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以及于右任、孙科等率先响应，影响巨大。
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红军议和、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宋庆龄是这个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坚持卖国内战的政策，于当年11月逮捕了联合会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11月26日，宋庆龄为七君子被捕发表声明，指出这种违法逮捕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主使的”，这种手段，“只能更引起中国人民的抗日的怒火和爱国的义愤”，“全中国的人民是不会饶他们的。”当国民党法院审讯“七君子”时，她大义凛然，亲自到苏州，向“高等法院”要求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是争取释放蒋介石的人士之一，条件是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实行抗日。
1937年2月，宋庆龄与冯玉祥、何香凝等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建议，并在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孙中山的遗嘱”，“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同年11月，她发表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表明了她积极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
1938年6月，宋庆龄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药工作和儿童保育工作。这个机构的总部设在香港，它一方面向国外和华侨宣传抗日运动，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根据地，一方面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援助物资。有很多国际友人组织医疗队，由“保卫中国同盟”介绍到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创造的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白求恩大夫所建立的国际和平医院就是这些医疗队工作之一。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与何香凝等联名打电报斥责蒋介石，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1941年12月，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太平洋战争，随即进攻香港。宋庆龄在日本侵略军到达机场前六小时，才乘最后一架飞机离开香港到重庆去。她在重庆又开始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活动，联络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而并肩战斗。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了上海。年底，她组织了中国福利基金会，这是战时在香港建立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后继组织。它继续支持进步组织和民主力量，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劳动群众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在解放战争中，给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很大的物质帮助。当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继续从事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时，宋庆龄于1946年7月23日在上海发表声明，要求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这一声明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广泛的震动与响应。
1948年，从国民党分化出去的一部分人，以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等人为首，在香港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被邀请担任名誉主席。
1949年7月1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一文，热烈欢呼人民的胜利已在眼前，“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1949年9月，宋庆龄受中共中央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她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说：“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9月30日，她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从此，她作为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的国务活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同她交换看法。
宋庆龄在代表国家多次参加国际活动中，为发展各国人民友好、发扬进步文化、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50年11月23日，在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宋庆龄当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
1951年9月18日，宋庆龄接受1950年“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她把十万卢布的奖金全部献出，作为发展中国儿童和妇女福利事业之用。
1952年3月21日，宋庆龄与郭沫若等人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同年10月，她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她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
1952年12月，宋庆龄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1955年12月16日至1956年2月4日，宋庆龄访问印度、缅甸、巴基斯坦，1956年8月访问印度尼西亚，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1957年11月，宋庆龄同志随毛泽东同志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
1964年2月，宋庆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身份，同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起访问了锡兰。
宋庆龄是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领导人。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4年12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6年9月，宋庆龄应党中央的邀请，列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她在大会上致词说：
“没有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深信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也一定会实现。”
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2年11月12日，宋庆龄的文章《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发表。文章指出：“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的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
1965年1月3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宋庆龄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66年11月12日，在首都隆重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大会上，宋庆龄发表题为《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讲话，介绍了孙中山一生的革命经历。她说：“我们为他四十年的忘我斗争而感到骄傲。他的遗言‘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今天听来仍然是正确的。”“怀着对我们的奋斗目标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信念以及对我们赢得胜利的力量的无限信心，我们同一切为了实现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民族压迫、没有种族歧视的世界而努力的人们，在斗争中携手前进。”
1975年1月17日和1978年3月5日，在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宋庆龄连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宋庆龄一贯关注新中国的妇女工作，是中国妇女界的杰出领袖。她在1953年4月25日全国妇联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后，在1957年全国妇联第三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和1978年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被选为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她在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闭幕词时，强调指出：“精心培育儿童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战略任务，是新时期妇女的又一崇高职责。”
宋庆龄热情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健康成长，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她从1951年11月26日在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后，一直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她多次撰文和题词，希望少年儿童成长为既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康的新一代。
1981年5月14日“六一”国际儿童节报告会召开前，她因病不能参加大会，还写信祝大会开得成功。信中说：“我不能参加这次大会，但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
宋庆龄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1950年4月29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成立。在随之召开的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宋庆龄当选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执委会主席。同年8月，她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创办人及主持人的身份宣布，自8月15日起，中国福利基金会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她一直是这个组织的领导人。
宋庆龄一贯关心早年追随孙中山的故旧友朋，关怀台湾的前途，殷切期待国共和谈早日进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并为此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1979年9月29日，宋庆龄发表为庆祝国庆30周年而写的文章《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文章说，“三十年，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了一条伟大的道路，一条闪耀着社会主义光辉的道路。九亿人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这条光明大道。虽然这条道路也是艰难曲折的，但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都没有能够，也不可能战胜九亿人民的坚强意志。而且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没有一个不是在人民的钢铁意志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过去是这样，今后仍将是这样。我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又说，“今天，我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当我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大好，我们新中国的航船在战胜险遭倾覆的命运之后，又乘风破浪，昂然前进的时候，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无比的幸福。我又看到了祖国的新的光明。我衷心地祝愿我国伟大的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加强团结，走向更加光辉的前程。我将非常高兴地同大家一起，并肩前进在这伟大而英雄的行列中。”
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1981年5月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决定，授予宋庆龄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