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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信忠 1981-06-30 00:00

红楼两巨人——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建党初期

第8版()
专栏:七一颂歌

红楼两巨人
——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建党初期
上海历史研究所 吴信忠
北大红楼两巨人,
纷传北李与南陈,
孤松独秀如椽笔,
日月双悬照古今。
这是五四时代,有人为赞誉“南陈北李”而作的一首很流行的诗。
“南陈”,就是陈独秀;“北李”,就是李大钊。他们两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同志在和斯诺谈话时说:“1921年五月(五月为农历),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同志讲这话的时候,李大钊早已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陈独秀则早被开除出党,正被蒋介石关在南京监狱中。毛泽东同志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肯定了“南陈北李”在建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说明了他们对自己的重大影响。
陈独秀,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1879年10月8日生于安徽怀宁(今安庆市)。李大钊,幼年的学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陈、李两人,相差十岁,性格很不一致。李大钊身材高大,态度温和,平顶头,椭圆脸,八字浓密的胡须,象漆一般黑。陈独秀中等身材,态度严峻,词锋犀利,象一股烈火似的。1915年,袁世凯大搞帝制的复辟活动,与日本秘密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陈独秀这时刚从日本归国,他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和革命勇气,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那时李大钊尚在日本留学,闻听袁世凯的卖国罪行,留日学生纷纷集会,李大钊受留日学生总会的推举,愤怒地执笔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6月,编印《国耻纪念录》。1916年1月底,为联系反袁事,李大钊离日回国。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蔡到校不久,为物色各科人选,经医专校长汤尔和的推荐,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到北大后,《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1918年1月,李大钊到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开始和陈独秀在一起共事。8月,沙滩红楼新校址建成,图书馆于10月间从原来的马神庙搬到那里。为了让北大师生能够不间断地借到书,李大钊决定“每日上午闭馆,下午及晚上仍在旧舍开馆”,并且大量增购中外图书,尤其是那些宣传和介绍新思想的书籍,把北大图书馆办成了传播新文化的园地。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等还创办了另一个著名刊物《每周评论》,进一步点燃了新文化的烈火。
陈、李两人,交谊很深。李大钊对陈独秀很尊重,总是称他为仲甫先生,不叫他的名字。他常对人说:“仲甫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革命的先锋。”五四运动后,陈独秀走出书斋走上街头,积极投身群众的革命运动。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游艺场,向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警察当场逮捕,关押三个月。后经李大钊等多方说情营救,陈独秀才被释放。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以满腔革命激情,写了一首诗欢迎他出狱。
1920年5月,经过几次酝酿讨论,陈独秀决定在上海组织中国共产党。陈独秀邀集李汉俊、俞秀松、沈玄庐、施存统、陈公博、戴季陶等在自己家里开会。戴说:“孙中山先生在世一日,我不能加入别的党。”这样,第一次会议“不欢而散”。但陈独秀并不气馁,接着和李汉俊等五人再开会,大家一致表示赞成,并且起草了一个很简单的党纲。后来,李达、陈望道、邵力子等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陈独秀决定把《新青年》从八卷一号开始,作为党的公开宣传刊物,同时,创办《共产党》月刊,作为党的秘密宣传刊物。陈独秀在第五号《共产党》月刊的《短言》里,明确地宣告:“共产党在中国两大使命,一是经济使命,一是政治使命”。1921年,我国伟大的革命作家沈雁冰同志,经李汉俊介绍,也加入了党组织。
陈独秀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多次和张国焘进行了谈话,希望李大钊在北方从速发动。1920年8月底,张国焘回到北京,很兴奋地把陈独秀的话告诉了李大钊。李大钊听后,略经考虑,就表示无保留地赞成。第二天,李大钊还写了一封信给陈独秀。接着,李大钊和张国焘、张申府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两次商谈,还亲自和黄凌霜等五人接洽,进行筹建党的活动。9月中旬,在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正式成立了北京支部。陈独秀对毛泽东同志的才干非常赏识,他们之间早就有通信联络,因此,当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就写信给毛泽东,请他在湖南建立党组织。
陈独秀对李大钊,是十分钦佩的。他曾对人说过这样一段话:守常是一位坚贞卓绝的社会主义战士。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象个教私塾的人,从实质上看,他平生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惨案,他曾亲临前线,张作霖要逮捕他,事先他也有所闻,组织上曾劝他离开,但他坚守岗位,不忍搁下工作。最后视死如归,为党捐躯,慷慨就义,面不改色,世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的先驱、革命家的楷模,是一点也不过誉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比当时的人深刻得多。他对同志的真诚,也非一般人可比。寒冬腊月,他将自己新制棉袄送给同志,青年同志到他家去,没有饿着肚子走出来的。英风伟烈,应与天地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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