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钟 |
1981-07-31 00:00 |
实事求是——毛泽东军事科学的基轴
第2版()
专栏：
实事求是——毛泽东军事科学的基轴
傅钟
综观毛泽东同志关于建设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和机动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的系统理论，综观毛泽东同志几十年来指导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和毛泽东军事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实事求是，是贯串上述一切的最重要的基轴；是他在军事领域中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集中和突出的表现。这是毛泽东军事科学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今后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在过去特定条件下制定的一些军事原则和作战方法，有些要加以修正，有些要以新的结论来代替。但是，贯串在毛泽东军事科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则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如日月经天，万古常新。我们说，毛泽东军事科学永远是我国人民之瑰宝，其宝中之宝，正是在这里。
什么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作过精辟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军事科学，其本身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严格从实际出发，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的认识路线，经过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把丰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直接经验（包括成功和失利两个方面）即感性材料，经过刻苦和缜密的思考，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使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而上升为理论。然后，把它再回到实践中去指导战争并接受实践的检验，而后又继续总结新的战争实践经验，使军事理论更加丰富更加深化。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深刻、更完全地反映战争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同志植根于长期战争实践而科学地总结出来并经过战争实践检验的军事理论，完全符合列宁所说的“科学的抽象”，因而能够客观而不是主观，全面而不是片面，本质而不是现象地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
毛泽东军事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始终贯彻和体现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学习、坚持、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科学，也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原则到原则，从概念到概念，只能学到外壳，决然学不到其真谛，学不到其活的灵魂。我们一些同志为自己缺少实战经验而苦恼，其实，这是不必要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军事问题也是经历了一个从不懂到懂，从知之甚少到知之较多的过程。只要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榜样，坚持实事求是，勤于实践和调查研究，孜孜不倦地学习和钻研，我们就一定能够从平时的训练和其他军事工作的实践中学习战争，一旦战争起来，就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导上的实事求是思想，具有多方面的深刻内容。
首先是他制定军事战略，严格从我国国情出发。
毛泽东同志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当然，这也是研究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制定我军军事战略战术的基本依据。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坚持实事求是，就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的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不仅要注意从横的方面研究各个事物运动的矛盾的特殊性，还要注意从纵的方面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任何时候都要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因地因时制宜地来研究战争、指导战争。
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对前人或今人做的战争经验的总结应该学习，但要从自己的实践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
如同政治上一样，在军事上，毛泽东同志一直同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他反对洋教条，也反对土教条；既反对依样画葫芦地照搬苏联内战的指导规律，也反对削足适履地套用中国反动政府的军事条令；即使是对自己极其成功的作战经验，也要随着客观情况和任务的变化而变化。1958年，毛泽东同志就说过，十大军事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在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军事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还要修正。总之，“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毛泽东同志讲的这句言简意赅的名言，蕴含着极其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哲理，是实事求是指导战争的根本原则，应该作为我们军事工作的座右铭，深刻领会，坚持运用。
在战争指导上，坚持实事求是，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竭尽全力，务使战争的主观指导符合不断变动着的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战争是最不讲情面的，谁不按“主客观一致”的原则办事，谁就会立即受到血的惩罚。
知彼知己是解决战争中主客观矛盾的根本途径。为此，在战争指导上务必切切实实地把调查研究作为指挥打仗的第一步。对敌人的长和短，优和劣，不夸大，不缩小，既反对对敌人某些优势采取不承认主义，又反对被敌人其势汹汹所吓倒。对自己，也应该一是一，二是二，既看到不足，又看到长处。当敌我双方的情况或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当战争或战役战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自己的战略战术就应根据新的情况，适时地进行相应的转变。
由于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又互相保密并示对方以假象，因而较之其他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在战争中做到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符合，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必须力求基本上的符合，即在对战役和战斗有决定意义的部分相符合，这样，赢得胜利才能有基础。
在战争或战役战斗中，解决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必须贯彻到战争或战役战斗的始终，必须在千变万化的作战的全过程中不断地检验，不断地修正原有的军事计划。每当发现主观指挥与客观情况不相符合或部分不相符合，就必须有勇气适时地坚决加以改变。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蛮干下去，就一定会招致失败。
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原理，系统地阐明军事指挥员的正确指挥思想应该从哪里来，怎样来？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写道：“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指挥员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或战役、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认识情况的过程的顺序，决不能把它颠倒。特别是现代的战争中机动性增大，战况瞬息万变，要做到知彼知己，是极不容易的，就更需要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做，而且在平时就应为此作好充分的准备，痛下功夫对敌友我三方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战争，使我军的指挥艺术完全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有一种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已经批驳了这种说法。就是有的同志把经济建设中由于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严重事故，说成是用过去指挥打仗的办法指挥建设的结果。持这种说法的同志，显然不懂得我军指挥打仗，是最讲科学的，最讲实事求是的，最反对鲁莽蛮干的。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坚持实事求是地指导战争，就必须十分尊重客观的条件，不能“纸上谈兵”，不能一厢情愿，不打无准备之仗和无把握之仗，每战都要力求敌我条件对比有胜利的把握，反对急性病和军事上的冒险主义。但是绝不可以把尊重客观条件，误解为不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指出：“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他还指出：“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毛泽东同志本人在战争中就是凭着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上的舞台，导演出一幕又一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他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指挥我军在战略上“以一当十”，在战术上“以十当一”，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这就是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叶剑英同志在讲述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艺术时，常以孙膑教齐将田忌赛马的故事，来说明战争中的能动性：
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
远，马有上、中、下辈。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
射，臣能令君胜。”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
金。及临质，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
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
田忌一不胜而再胜，卒得王千金。于是忌进孙子于威
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孙子吴起列传》）
《史记》上的这个故事，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以劣势胜优势不能靠蛮干，而要靠科学的运筹。尽管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可避免地要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但只要全面地、充分地了解客观情况，掌握客观规律，就能象古人所说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就有其广阔的活动天地。相反，如果胸无全局，就下不了一着好棋。毛泽东军事科学，对主观能动作用作了高度而又恰当的估计，对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作了辩证的阐明。这不但不违背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在战争指导上，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战争中的强与弱、大与小、攻与防、胜与败、主动与被动，以及兵力使用的集中与分散，等等，都是对立统一的，各依一定条件相互转化。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就是毛泽东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得出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对于存在着两个以上不同的矛盾，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具体在使用兵力上，就是要集中兵力，反对平均主义。他说过，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到，原因就在于缺乏战略头脑，被环境所支配，采取了应付主义。这说明，不善于分析矛盾，不紧紧抓住主要矛盾这把钥匙，就会眼花缭乱，莫知所措，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地指导战争取得胜利。
实事求是，对战争指导极为重要，对人民军队的建设也是极其重要的。1978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精辟地阐述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思想时，就着重指出，军队政治工作和整个军队建设都要从实际出发，重视分析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要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和本单位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毛泽东同志的重要的军事著作，包含着极为深刻和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最光辉范例。我们在观念上应该进一步明确，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不仅是《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也都是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哲学著作。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从理论上回答中国革命面临的极其复杂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百忙中曾深入地研究哲学。他多次对我们说过，学习理论，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他还说，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应该把学习哲学作为把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的一件不可忽视的大事。
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今后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同样的，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军事科学，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后仍然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而且它的意义和作用将远远超出军事的范围。
（摘自《红旗》杂志1981年第十五期，原题为《毛泽东军事科学永远是中国人民之瑰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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