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上海忆童年

第8版()
专栏：连载

重回上海忆童年
周海婴
编者按：周海婴同志去年重访上海，事后写下本文。原载《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三期。本报从今天起选载其中若干章节。
阿花和许妈
我只有从一张陈旧而尚未褪色的六吋照片中认识阿花。从照片上看来，她约莫二十五、六左右。清秀的面孔，明亮的眼睛，瓜子脸，端正的鼻梁，乌黑而又匀整的“刘海”覆额齐眉。衣着整洁合身，神态端庄文静，双手扶抱着我坐在她的膝上。其时，我仅一岁。如果不是留下这张照片，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还有这么一位阿姨曾经扶我学步，带领我迈开了走向生活的第一步。
听母亲说，父亲初到上海以后，家里并不起火，只和叔叔一家搭火开饭。到我出世以后，因为家庭事务繁重，母亲照顾不过来，所以才聘请阿花来帮忙。她是绍兴人，娘家不知还有什么人，丈夫是章家埠的农民，患有“大脚疯”（俗称象皮腿，许是一种丝虫寄生病吧），失去了劳动力，生计无法维持，经常虐待和毒打阿花，还想把她卖去。阿花得知，设法逃脱，来上海独自谋生。先在景云里某家帮工，后经人介绍，来我家帮忙。工作十分得力，做起活来，干净利落，一边唱着山歌，一边干着事体，心情似乎也比较愉快。但是过不多久，发现她却有点异常，有人敲门，常常被吓得丧魂落魄。上海弄堂房屋，前门正对着别人的后门。有一天对面人家厨房里人影绰绰，阿花一见，面色发白，惊恐之情，莫可名状。仔细一问，她才对我母亲说，是她丈夫带人从乡下赶来，准备要劫她回去。严重的局面，一直僵持了几天，空气相当紧张，眼看着祥林嫂被人绑架的一幕惨剧又要重演。后来父亲花钱请来一位律师，向他们传过话去，有事大家商谈，不要动手。不知是谁，找来一位绅士，从中调停。这位绅士来到景云里，一见父亲，大吃一惊，连忙说：“原来阿花在先生格里（这里），好说好说。”原来这位绅士名叫魏福绵，早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曾请父亲做过他的保证人，并且汇划学费，可以说相当熟稔。父亲请叔叔出面与他协商，结果说定，由父亲拿出150元代阿花“赎身”，准其自由，一场风波，才算平息。而这件事情，在父亲1930年1月10日的《日记》中，却只有寥寥二十一个字：“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钱百五十元，由魏福绵经手。”
阿花在我家有一段时间。毕竟由于她比较年轻，带领幼儿缺少经验，每在清晨抱我在北窗下与人谈天，或去汽车修理间与人说话，以致我受到风寒，由气管炎转成支气管哮喘。长期治疗，反复不愈，父母为此也劳累不堪。最后还是和叔叔商量，不如改请一位年老的妈妈妥当，阿花这才离我而去。阿花走后，未见来过，也许是因为我们搬家，她寻不到地方。
在旧社会，劳动妇女的命运一般都很悲惨，不知她最后下落如何？如果她还健在，计算起来，年纪当在七十五岁左右。世事变迁，几经沧桑，也许她早已离开人间，结束了坎坷一生的命运吧！ 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