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建设精神文明的宝贵意见

第5版()
专栏：

鲁迅对建设精神文明的宝贵意见
陈鸣树
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鲁迅，一贯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他的弃医从文，他毕生孜孜不懈地对国民性即民族性的研究，都可看作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
重视精神文明，这是近代中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共有的特色。在祖国危机四伏的晚清时代，严复就认为“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乎人心风俗之间”，他提出要重民力、民智、民德，而又将民德放在首位（《原强》）；梁启超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孙中山后来也说：“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孙文学说》）。对精神作用的强调，当然还要与物质力量相配合，这里值得肯定的是对人的能动性的高度重视和充分估计。
鲁迅在1907年说：一个国家要兴旺发达，“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他认为，只有“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才能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文化偏至论》）鲁迅的“人国”理想，摆脱了封建主义的羁绊，发扬人的自觉，应该是精神文明有着高度发展的境界。当然，不能没有物质文明的基础，如果“仅脑海之富而止”，“国之安舒，生之乐易，未能获也”（《科学史教篇》）但是，单靠“黄金黑铁，断不足兴国家”。（《文化偏至论》）这也是为历史证实的事。鲁迅一生所写的小说和杂文，以大量的篇幅致力于中国人民精神文明的建设，他的著名的《狂人日记》，揭露了深经锤炼的“东方文明”即封建意识形态对人的心灵的戕害，小说企望着一种没有“吃人”意识的“真的人”出现；他的《阿Ｑ正传》是写了一个贫雇农不但肉体被消灭，精神也被毁灭的悲剧；对阿Ｑ在任何屈辱下的“永远得意”，鲁迅曾痛心地加以嘲讽，说“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问题很明显、如果不破除这样的“精神文明”，是不能建设真正的精神文明的；他的《一件小事》便是展示了当时的一个人力车工人全新的精神文明的境界。鲁迅许多针对时弊而发的杂文，透过他所反对的种种社会现象，从字里行间，还是展开了他所憧憬的精神文明建设的蓝图。他歌颂刘和珍的沉着、温和与英勇；他赞扬柔石能够“无论从旧道德，新道德，只要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背起来”；他表扬韦素园甘作一木一石，“园中的一撮泥土”，认为这种精神“在中国第一要他多。”在这些人身上，展现了新型的精神文明的崇高境界。当然，鲁迅当时的笔触更多地批判了一些不讲社会公德精神文明的现象，例如，他看到有一种人：“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他分析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生活的压迫，令人烦冤，糊涂中看不清冤家，便以为家人路人，在阻碍了他的路，于是乎‘推’。”然而，“这不但是保存自己，而且是憎恶别人了，这类人物一阔气，出来的时候是要‘清道’的。”（《“推”的余谈》）可见提倡精神文明不是一个小问题，私德从来是与公德相关联的。鲁迅曾关注着全民族的精神文明的建设，他写过七篇论“文人相轻”，都是从提高道德修养的角度对知识分子有所砥砺的。他还关注中国的家庭教育，并写了《世故三昧》、《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以及《上海的儿童》、《上海的少女》这样的专文，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提出了规诤。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一部《鲁迅全集》，也是一部精神文明建设的教科书，它破坏旧的，召示新的，有所针砭，有所激励。
鲁迅与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家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他坚决反对所谓“东方文明”即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即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也是鲁迅作为无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立场。从“民国”以后一直到“五四”低潮期，思想界不断掀起一股倒退复古的逆流，原来还是向前看的“精神文明”论者，现在都开倒车了，客观上都在卫护封建主义的统治。由于当时政权还掌握在封建军阀手里，遂使鲁迅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 （《灯下漫笔》）因此，鲁迅痛慨于中国“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两地书》）就知道其矛头所向了。二
鲁迅认为，要建设新型的精神文明，不能不破除“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否则，民族复苏的希望“会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扑灭在许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忽然想到》）对资本主义文明，鲁迅在青年时代就作过这样的批评：“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弄得“林林众生，物欲来蔽”，“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以萌”。（《文化偏至论》）但是，鲁迅决不是排斥世界的进步文明，他恰恰认为“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摩罗诗力说》）在吸收外国文明时，必须拿出眼光，加以抉择。
为什么鲁迅在提倡新型的精神文明时，要以极大的气力反对“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因为这种“精神文明”的最高境界，便是对“圣武”的膜拜。所谓“圣武”，亦即“威福，子女，玉帛”，这曾经是“一切大小丈夫”的“最高理想”（《“圣武”》）连穷得已无立锥之地的阿Ｑ，在土谷祠里激起大胆的革命狂想时，梦魂间也不免纠缠着这样的精神丝缕。这种对“圣武”的神往，降及近代，随着“资本”的秘密的发现便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根据鲁迅的描述，就是“爬和撞”的社会现象，然而老实人“大都爬不上去。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爬的机会少，就靠撞，亦即乞灵于侥幸的运气，“这样，爬了来撞，撞不着再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爬和撞》）它迷惑而又播弄着人们，用肮脏的东西填塞人们的灵魂，挤出人们心灵中美好的追求，消磨人们的意志，扼杀人们的远大理想，使精神文明濒于瓦解和窒息。因此，要建设真正的精神文明，不能不涤荡残滓，开拓新境。
为什么会产生精神文明的堕落和消沉，还得从旧时代的政治和经济中去寻找原因？鲁迅说得一点不错，中国的“专制久长，鼎镬为政，以聚敛穷其膏髓，以禁令制其讥平，瘠弱槁枯，为日滋永”，以致“民声寥寂，群志幽閟”（《〈越铎〉出世辞》）精神世界几乎要陷于一片荒芜了。再加异族的入侵，致使一部分人中间滋长了奴隶的根性；单纯的农业经济，又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使目光变得短浅，狭隘，保守，这显然都斲丧了近代精神文明的发展。鲁迅在1936年，曾将中国的国民性与日本的国民性作了比较后指出：“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但是，中华民族“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鲁迅书信集》下卷第1064页）当然，鲁迅从建设精神文明的角度出发，对民族性的缺点看得多了些，作了更多的针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正是为了我们伟大民族得到“复兴”、“改善”的希望。三
鲁迅曾引用过列宁的观点，将包括在“文化”之内的“风俗”和“习惯”的改革，看作关系到革命成败的要素，其实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神文明的建设。他说：“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习惯与改革》）风俗习惯当然还不能包括精神文明的全部，但是它不但体现了人们的道德水平，也体现了人们的文化科学水平。
既然“文明是人类智德的反映”，因此，建设精神文明也应该从两方面入手。就智力方面来说，应该提高人们的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素养。一个民族智力的兴衰是关系到国势的强弱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因此，鲁迅再三强调，要解决一切人生问题，非深通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社会科学的大源泉不可。鲁迅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在建设精神文明中的作用，因为科学使“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而其“洪波浩然”，可以使“精神以振，国民风气，因而一新”（《科学史教篇》）。文化艺术对建设精神文明中的作用，更为鲁迅所关注，因为进步和革命的文化艺术，它可以帮助扫除“一切伪饰陋习”，使人“自觉勇猛发扬精进”，进入“善美刚健”的精神境界。（《摩罗诗力说》）从提高人们的智慧出发，鲁迅还希望科学和文艺能携起手来，他说文艺可以培养明敏的思想和美好的感情，可以丰富精神生活，可以和科学相辅相成。因此，他认为人类不仅希望有牛顿、康德、达尔文等科学家，也希望有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等文艺巨匠，这样才“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科学史教篇》）尽管在一定的社会阶段，还不可能没有分工，但是从建设精神文明的角度出发，对理论思维、科学、文艺以及体育的爱好不能偏废，这实在是对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新人提出的客观要求。
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道德修养。鲁迅认为，一个人的智力活动，如果不以道德作为推动力，就不可能有重大成就。他驳斥这样一种说法：“谓知识的事业，当与道德力分”，“此其说为不真，使诚脱是力之鞭策而惟知识之依，则所营为，特可悯者耳”。（《科学史教篇》）从提高道德修养，建设精神文明来看，鲁迅认为：第一，必须有进步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他以为道德是一切事业成就之母。他说，尽管有人把这鄙之为“空虚而无当于实”的老套，但还是要多讲，要多讲的原因，就是希望道德能产生它的效果（《科学史教篇》）。第二，必须有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鲁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但是鲁迅从来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者，他对世界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寄与深切的同情。第三，提倡利人道德。鲁迅一贯反对损人利己的道德观念。他描绘有一种人，“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象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鲁迅慨叹：“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鲁迅书信集》下卷第802页）因为它使社会的风气浇薄，精神文明堕落。鲁迅提出一个人应该“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鲁迅书信集》下卷第922页）鲁迅一生高风亮节，是我们的楷模，他不无谦逊地总结自己做人的经验：“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可以自白的”。（《鲁迅书信集》上卷第551页）这是何等磊落的胸怀、高尚的情操！在建设精神文明中我们应该学习这样的品格。第四，反对“无特操”。所谓“无特操”，也就是“骑墙”，“极巧妙的‘随风倒’”，它曾经“在中国最得法”。（《我来说“持中”的真相》）对任何事，“最好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的是非的模样来”，成了“处世法的精义”。（《世故三味》）这种“风派”人物，一碰到“激荡之会”，就“轻蓬振翮”，“巧黠因时”，获得扶摇直上的机运。然而，鲁迅认为，“无特操”的结果，并不只是一己之害，只有“人各有己，不随风波，中国亦以立”，（《破恶声论》）鲁迅正是在排除一切逆风浊浪中前进，终于在思想上找到了共产主义这个真理的归宿。第五，提倡认真。认真对待一切工作、生活，应该是高度精神文明的一个标志。而“开玩笑”，“寻开心”，玩世不恭，曾经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钥匙”。（《寻开心》）鲁迅反对只说不做的“唱高调”，认为“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鲁迅书信集》下卷第679页）在谈到当时的社会风气时，鲁迅还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四亿个人生着一种病，那名称就是马马虎虎。不医好这个病，是不能救中国的。……应该学习认真，除去这一味药外，没有别的药了。”（内山完造：《回忆鲁迅先生》）当然现在情况不同了，但是这话还有一定的针砭意义。第六，提倡要有远大理想。在鲁迅看来，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他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便有光明”，（《记谈话》）他坚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二心集·序言》）鲁迅后期在上海十年的战斗，正是在共产主义理想鼓舞下英勇奋战的十年，从而使自己达到了十分完美的精神境界。
鲁迅曾寄希望于青年，能够创造摆脱“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种悲惨命运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灯下漫笔》）今天，在党的领导下，鲁迅当年的愿望实现了。这“第三样时代”，其实也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时代。鲁迅对建设精神文明的宝贵意见，就具有这样的时代的特点；他所提倡的是一种与旧时代绝缘的新型的精神文明，它可以纳入社会主义文化范畴，因此今天读来倍感亲切。纪念鲁迅，学习鲁迅这些遗言，必将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从而有利于中国人民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