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调整食盐价格

第2版()
专栏：汉口通讯

　　武汉调整食盐价格
本报特派记者萧航
武汉市对于食盐价格的调整，如同对其他主要日用物品价格的调整一样，包括了求得合理的地区差价，争取牌价与市价一致，以及保持零售价和批发价的相当差额等。特别是汉口乃湖北的食盐运销中心，因而求得合理的地区差价，更是运销食盐和平稳物价的重要环节之一。武汉盐业公司及有关机关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地区差价、牌价与市价调整方面，已经作出了相当成绩。
一、掌握合理的地区差价
还是在物价由落转稳的时候，即三月下旬与四月上旬，汉口和各地的食盐价格差额，发生了很不合理的现象：全省各主要销地，三月下旬一般高出汉口价格的百分之四十到六十，四月上旬还高出百分之二十七以上。这样，贩商的利润就超过了百分之十的合理限度，如运盐到沙市销售，利润竟高达百分之三十。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同时，盐商和若干外地公营商店都在汉口竞相低价抛售存盐，价格很不一致，极大地增加了盐业公司掌握盐价以及运销计划的困难。因此，调整地区差价，就成了当时的重要课题。
调整工作的中心环节之一，是降低当时过高的牌价。经调整后，到四月下旬，地区差额缩小了百分之二十左右，过去差额过大的现象，已不复存在。但是，这还没有解决了地区差价的全部问题。比方，“地区差价究竟怎样才算合理”这一问题，就还不曾得到明确解决。
这时，政府进行了以下的工作，来探究较为精确的合理地区差价。第一步，以汉口、新堤、沙市、宜昌、恩施、老河口、鄂城等十五个重要城镇的市场情况，作为依据，而又以汉口为中心，把从去年八月到今年四月中旬的盐价作了比较精确的计算，弄清了解放后一般的地区差价状况。第二步，根据汉口的盐价，加上运费、装卸费、资金利息、包装损耗、税捐、其他杂缴以及商业利润，研究了各地一般水平的盐价，再伸算出各地盐价应占汉口的百分比。这时，发现了市场的平均比数，除老河口、孝感、樊城三地外，其他城镇都比政府按照运销路线所得的比数为高。原因是实际的贩运成本，比政府估计的要高些，因为商人的开支一般较大。其次，有些地区也受了一般物价水平较高的影响。至于孝感等三地比数较低的原因，是这些城镇靠近河南，会从河南直接输入食盐，而河南盐价通常比汉口低些。根据这些材料，又作了第三步工作：依照各地平均比数和从运销路线推算出来的应有差额，同时照顾到各地实际情况，并参照一般的物价水平，研究了汉口和各地的合理差额。这个差额是：以汉口盐价为一百，恩施盐价应是一八六，秭归是一四八，郧阳是一三九，宜昌是一三四，沙市、宋埠、沙洋是一三三，随县是一三一，老河口是一二七，樊城、新堤是一二六，团风、鄂城是一二○，孝感是一一七。这样，衡量地区差价的合理尺度，被确定了下来。
根据这个尺度，政府对四月下旬的地区差价作了检查，准备进一步调整。这时看到的显著现象是：地区差价一般缩小。本来，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但是，地区差价的缩小，应该是：第一，交通运输条件等的改善；第二，一般物价水平的接近，这才是正常的。可是四月下旬地区差价的缩小，却是由于下述原因造成的，就是：汉口牌价调整以后，市价不但没有下跌，反而提高，因为武汉市工商局组织了油盐交易所，用行政力量控制了盐价，监督商人不能低过牌价抛售、扰乱市场。因而市价曾提升到十八万元左右，和牌价一致起来（当时的牌价是十八万元）。其他地区的盐价却降落了，像沙市就从二十六万降到二十一万元。这样，地区差价虽然已经缩小，运商却只能刚刚保本，无钱可赚。这样发展下去，必然会供求失调，又使地区差价不合理地增大起来。因此，政府认为有继续调整的必要。即除郧阳、团风高过于合理差价应稍稍压低外，其他地区因为全低于合理差价，应该参照当地一般物价水平，适当加以提高或保持现有差额。经过这次调整，到五月下旬，宜昌、樊城等地的地区差价又接近于合理。
但是，到了六月上旬，这种逐步走向合理的地区差价，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地贩商的利润又高出了百分之十，沙市却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五，价格高出汉口百分之四十。这是因为：六月一日起，盐税减半征收，汉口盐价陡降，幅度在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三十之间，而各地下落趋势却是比较缓慢。因为盐业公司的分支机构多半没有建立，各地代销店也还有限，没法很好的控制市场。同时，一部分商人不愿猛降，想乘机多赚一些钱；另一部分商人因为进价比较高，补偿问题又没有及时得到彻底解决，不愿出售。后来不仅补偿问题已经解决，而且，到了六月下旬，各地盐业分支公司已经建立了七处，代销店也发展到了四十多处，大体上能够控制市场了，所以六月下旬的地区差价又大体接近合理。如沙市的比数是一三五，宜昌是一三○，孝感是一一○，鄂城是一一二，樊城是一一四，团风是一二二，新堤是一一六，恩施是二一零，郧阳是一八六。其中只有郧阳因为盐业分公司还没建立，商人提高了价格，恩施受川盐价高、一般物价水平较高等影响，还有着较大的差额外，樊城、新堤和鄂城则显得稍低了些，所以政府又提出继续调整。
几个月来调整地区差价的经验说明，市场价格的指导机关和盐业公司，在行动上应该密切配合。前者须随时依据市场变化，提出指导意见，后者须及时吸取这些意见，改进业务。在武汉，这一点是做得相当好的，所以成绩也是相当大的。但是，商品的交换比率以及地区差价，是被许多因素决定的，其中一种因素的变化，就会引起交换比率和地区差价的变动。因此，继续发扬上述配合行动的精神，乃是确切掌握合理地区差价的保证。
二、消灭市价低于牌价的畸形状态
武汉食盐市价低于牌价的畸形状态，从今年一月六日到五月三十日，连续存在了将近五个月。直到五月份的最末一天，市价才和牌价一致起来。当时食盐市价和牌价严重脱节的主要原因，也和其他商品价格所表现的情况一样，是由于虚假购买力的消失，真实购买力的暂时降低。但，食盐价格之所以显得比较严重，却是另有原因：第一，今年年初，盐税从每担二十五斤米改征一百斤米，一部分运商事先得到了这个消息，于是拚命抢购。据统计，一月份汉口进盐达三十多万担。其次，二月间，物价正在波动，按米折价，二月一日的盐税是每百斤九万七千九百元，二月十五日就涨到了十八万四千元，一部分商人，利用押款押汇的便利，又抢购了一批食盐。这两次抢购，使武汉的存盐大大超过了需要量。接着是物价下落，盐商的资金周转当然要发生困难，于是又互相竞销。第三，物价下落以后，各货滞销，土产市场却始终很活跃。一部分盐商企图转移资金，经营土产业务，于是把食盐价格一贬再贬，只想早一天卖光。因而盐价一落千丈，使盐业公司和正当盐商的营业都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以致从四月到五月，武汉盐商几乎没有人到北方去运盐。结果是以销定运、以运定产的计划，遭遇了极大的困难。
但是，盐价的猛落，却没有给消费者带来什么好处。因为当时地区差额曾发生过不合理的现象，广大农村及小城市的消费者，其经济负担并未减轻。例如，贩商在汉口以十六万七千元一担购进，到沙市要卖二十六万一千元。所以占便宜的仅仅是一部分外地的贩商。
因此，改变这种滥价状态，成了生产者、消费者、正当盐商的一致要求。政府也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直到五月份，客观情况有了重要变化之后。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这时盐商存盐已经相当稀薄，开始考虑继续运销的成本问题。其次，主要土产价格的继续上涨，吸引了远路商贩来汉口做生意，像陕西南部的安康，河南南部的淅川等地的商贩，都运土产来汉销售。他们多半是换购食盐回去。这就大大增加了汉口的食盐销量。再就是春荒已经过去，春麦登场，农村购买力逐渐提高。同时，广大消费者的食盐存量已经大减。在这种种情况下面，使市价接近牌价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政府就抓紧了这个时机，一面继续扩大销路，于五月八日撤销了长江出口处的城陵矶（湖南岳阳）禁卡，使湖北食盐自由运销湖南；一面加强市场管理，严格检举滥价出售行为，惩办破坏市场秩序的盐商，于五月五日冻结了复丰盐号的六百五十担食盐，禁止该号以低于牌价（十八万元）的十五万六千元抛售。这使得投机商人有了顾虑。同时，到五月下旬，长沙以及鄂西沙市、宜昌一带的商人，因川盐成本过高，多半改运海盐，汉口的食盐销路更加扩大。这样，主观客观条件一结合，连续了五个月之久的市价低于牌价的畸形状态被改变过来。到五月三十一日，淮盐市价提高到了十八万，芦盐提高到十七万三千元，全和牌价等同起来。而久大盐业公司在三十、三十一两日，芦盐还曾做到十七万八千元的店交价格，已经超过了牌价。
这种正常状态保持了半个多月，到六月十七日，又被破坏了。本来，汉口运商到新浦运购淮盐，必须有国营盐业公司的介绍信才行，因为这样才能保证贯彻有计划的自由运销政策。可是六月中旬，新浦突然取消了这些手续，允许私商随便购运。汉口的某些运商一听风声，蜂拥而去；销商则集体运购。他们事先找好买主，车一进站，就能卖货，省了装卸、入仓等费用，成本大约是九万五、六千元到十万元，卖十一万二、三千元，尚可赚钱，牌价却是十一万七千元。这一来，市价和牌价又脱了节，正当商人受到不小的打击。他们自动报告了国营盐业公司，说明某些商人表面说卖价是十一万七千元，和牌价一样，实际上，卖价却是十一万二、三千元。但是，最初，不论国营盐业公司，不论正当商人，都还弄不清问题的症结。正当商人表示愿意协助政府调查情况。这样，很快发现了漏洞出在新浦。因此，国营盐业公司立即电告北京，到六月二十九日，新浦又恢复了必要的制度，至七月初，市价又高于牌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