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了和平

第5版()
专栏：

　　我选择了和平
约翰·皮特
如所周知，约翰·皮特（曾任路透社驻柏林采访主任）于今年六月中旬发表了公开声明，其中强调指出：“作为一个西方的新闻记者，我不由自主而且于心不甘地变成了美国所控制的战争机构的工具。作为一个英国的爱国者，民主分子与和平的友人，我不能再继续走这条路了”。据皮特说，资产阶级报纸上关于柏林争取和平的青年战士准备示威游行报道中的“谎言和煽动战争狂”，已使他再不能忍耐下去了。
约翰·皮特断绝了与战争贩子们的关系，参加了和平的与进步的阵营；他为要巩固和平阵营，开始积极的战斗。现在，由于他的请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给与他居住权，他正在德国各城市作着暴露英美反动派的侵略计划的讲演。现在刊载着的约翰·皮特的这些文章，就文章本身来说，不仅是一个真挚的人的文献，同时又真实而雄辩地暴露了那些制造谎言和诋毁和平拥护者的资产阶级报纸的特性。
约翰·皮特用了自己的辛酸经验无情地说明这些报纸的“厨房”，并列举一些无可反驳的事实，得出一个结论：这些报纸中所刊载的诽谤的“耸人听闻的事物”通常是用谎言、鲜血和污泥所作成的墨水写出的。
今年五月，柏林英区司令长官鲍尔恩将军曾经直言不讳地对记者声明：“我认为你们是占领军重要的成分。我们全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在我看来你们比整整的一营更具有意义”。
约翰·皮特的文章正好说明：为什么他拒绝再继续以可疑的“正直”充当鲍尔恩将军的“营”中的兵卒了。
——苏联文学报编者
一
从柏林西部区域到民主区域只有几步路；但这路也就是从林莽深处通到阳光普照的正在建造新世界的旷地的路。
我坚决离弃了那“林莽”，统治着那儿的一撮人们曾经造成了上次大战，而现在正计算着在自己疯狂地准备着的新战争中间可赚多少的利润。我完毕了只不过几公里的路程，于是穿过只有写着“柏林民主区从这里开始”的木牌做标志的几乎看不出的边界去。
六月十二日我在记者招待会上作了这样的声明：“我站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不愿意再为战争贩子服务了。”从此以后，——在柏林大街上，就有几十个男的和女的走过来招呼我，因为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了我的照片。他们都来祝贺我，希望我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成功。
我在这里想要解释一下：一个路透社柏林采访主任，在维也纳·华沙和柏林的五年工作过程中间，是曾经把捏造出来的宣传材料供给过在美国人支配下的战争贩子们的，现在他采取这样的行动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是我简短的小传。一九一五年我生于伦敦，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在我的记忆中，第一个印象就是我父亲的回家。他因拒绝服兵役的缘故，进了监狱，过了两年多的监狱生活。当战争结束的时候，他获得释放了。
我的父亲作过新闻记者，又是教友派教徒。他在受审期间宣称：“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和一个具有国际眼光的社会主义者，我没有能力去屠杀其他国家的基督教教友和志同道合的社会主义者”。
正像许多其他孩子们一样，我出身于英国中间阶层的家庭，曾在一个简陋的专科学校里受过教育。恰当法西斯掌握政权的时候，我对欧洲的政治生活开始发生了兴趣。从学校毕业后，我在伦敦一个不大的报纸的编辑部工作了一个时期，一九三五年，我决定要更进一步了解欧洲。
最初，我移居维也纳，后来转到布拉格，在布拉格我开始作记者，并教英文。在这些城市中，我不由得遇见了一些从自己祖国被迫逃出的人们，于是我明白：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战争，即我的父母和教师们教我憎恨的东西。
我不能满足于对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字面抗议，因此我连同英、法、德、美及其他国家的几千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们到西班牙去，反战反法西斯的斗争的真正可能性当时已经在西班牙出现了。
在西班牙的国际纵队中，我明白：国际团结是进步与和平的怎样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同时我在那里，从实际上相信：反动报纸具有怎样一种捏造的才能。
一个出名的英国新闻记者——伦敦《晨邮报》记者——对我说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七日，就是这一天，按照佛朗哥所吹嘘的宣言，法西斯军队是应当进占马德里的，他为了给晨邮报编辑部报道战况拍去了电报。
他报道说：“马德里不仅还固守着，而且国际纵队转入了反攻”。
他来不及说完这句话，《晨邮报》总编辑就插进话来，问道：“你把这些胡话告诉我干么？在公报上佛朗哥将军说，马德里已被占领了”。
这位记者反驳道：“但是，我是在马德里中心区对你说话呢；城市仍然在共和军的手里。”
接着总编辑回答说：“胡说！你是一个共产党！”
在这番谈话后的第二天，《晨邮报》上刊载了一段关于马德里陷落的消息。
这就是我第一次知道了资产阶级报纸上毫无约制的谎言。后来，我作了路透社记者的时候，不止一次地碰到了类似这样的谎言。
过了两年，英国、法国和美国政府方面怠工的结果使马德里陷落了，于是我回到了英国。
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找到工作——难道我还得回西班牙去吗？——我不得不到巴勒斯坦去，我就在那里的一个不列颠行政机关供职。我在那里充当犹太电台《最后消息》的编辑，工作到战争终止那一年。
战争结束后，我回到伦敦，于是开始在路透社工作。当时我原以为我担任着记者的这一通讯社是正直的、客观的，我能够在向人民传播真理的事业中，有一些供献，从而促进建设新的，更好的世界。
因为我懂得一些德国话，就被派到维也纳去做记者。对西方列强占领当局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非常的残酷。当时处于饥饿状态的维也纳居民，正在尽一切力量来延续自己的生活，而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军官，连同一些记者却耽溺于空前未有的酒宴和放荡行为。
在占领期中——一九四五年——西方占领当局的机关中还有一些思想进步的人们，真正要与苏维埃同业和协，并在实际行动上尽力防止新的世界战争。这些人为数本来不多，由于占领当局严密取缔人所共知的和平与进步的拥护者们的结果，他们的行列也就愈来愈单薄了。
全面腐化的气氛不能不影响一些记者，虽然其中一部分人来到欧洲是怀有和我同样的思想与希望的。
有些特派记者知道编辑部一定要把自己写去的稿件胡乱删改一通，直到改得意义和原来完全相反，于是心里抱怨，把工作放弃回到英国去。
但是，另外一些过着游荡生活的记者，却老是坐在自己的俱乐部里，用喝酒来消磨时间，他们从英军和美军管理的新闻处搜集些现成消息，或是从经常在不列颠新闻俱乐部（在这里，他们是保证可以受到很好的款待的）进出的形迹可疑的什么“男爵”和“男爵夫人”那儿获得一些所谓“消息”，发送到自己的报纸去。
凡是用正当方法尽力想采访必要消息，而不愿从官方机关和维也纳反动报纸上摭拾什么材料的记者，都被认为不是有怪癖就是疯子。那些过着真正殖民地化的生活方式，和外界不通声气，而一味耽溺于沉醉中间的同业们，很快就给了我一个绰号，叫“奥地利人皮特”。因为，我是常常不穿军事记者制服，只穿普通便服，和当地人攀谈的。
二
战争结束后的第一年，当我做着路透社驻维也纳记者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工作似乎也能够有助于和平与进步的事业。那时美国的“冷战”方针还不像现在这样尖锐，同时西欧国家一些报纸有时还能够发表些真象或是准备这样。
现在，我公开地加入了和平阵营之后，我方才明白，先前以为自己可以作些有益的工作那一种想法，纯粹是自己欺骗自己。
路透社的消息是供给世界各洲五千种报纸的。如果我的某篇通讯中表示了一些进步观点，那么就只有十种、二十种或三十种报纸会把它刊登在显著地位，其余的报纸一定设法把它隐藏在使人最不注意的角落，或者干脆不登。
但是如果我这个“诚实的”“客观的”记者，报道了那一种包含在不列颠官方公报或维也纳报纸的美国化部分中间的普通的反动消息，那么我的报道就会受到成百种甚至成千种报纸的赞扬，而被刊登在第一版了。
一九四五年至四六年，在笼罩着维也纳西部的堕落、傲慢和狂饮的气氛中间，我的许多同业开始丧失了最后的一点良心，如果他们还有良心的话。许多人过分耽溺于酗酒和娱乐，以至不能从事什么工作，只不过转达一些美国新闻处所发表的那些异常歪曲的报道而已。我的同业中的一个，他有一次被烈性酒醉得神智不清了，就给他的报纸寄去了一篇通讯，这通讯大概可以算得各个时期的新闻史上破纪录的“不确实的”通讯了。
在这一篇关于维也纳举行国际足球比赛的通讯中，他胡乱地写错了四处；第一、各队队名及其所代表的国家弄错了；第二、他把决赛的结果写错了；第三、这明明是足球比赛，他却报道为“勒格比式球赛”；第四、更怪了，他说这比赛是在布达佩斯举行的。
如果他对于一个普通的足球比赛，做得出这么一种幻想的错误报道，那么这位记者对于奥地利或邻近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势，会作怎样的分析，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路透社派我到华沙去。华沙遭受了法西斯德国的残酷破坏，当时，刚刚开始准备复兴。住在华沙的英美外交官及记者们的生活，比在维也纳的更加放荡。不列颠的记者们来了许多，为的是要参加当时正在进行的选举。记者们到英国大使馆去探听关于这个国家情况的秘密消息。他们便被送到米柯拉兹克（注一）那儿去。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我们的人”，随后又补充一句：“他可以供给你们一切紧要的消息。”
在米柯拉兹克所召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个美国摄影记者出色地表现出美国新闻工作者的一般文化水平来。他绕着屋子走了一圈，为了要找好的“观点”，好几次站到椅子上去，忽然他压低了桑音说：“请告诉我，这中间哪一位是毕苏斯基（注二）？”
波兰恐怖分子武装的反动匪帮，与英美在华沙的使馆保有密切的接触便通过了使馆与记者们发生联系。一天早晨，一个可疑的家伙来到了我的住处。他说是从“我们的一位英国朋友处”知道我的地址的。他表示准备供给我关于“乌克兰叛军”活动的确实消息，听候我的处理。据他说，关于叛军的活动，是他想像出来的。
当我把他推出屋外去的时候，这个家伙惊讶不已。
“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喃喃地说：“他们告诉我，说您在路透社工作——英国官方的通讯社。英国人进行着反对赤色、反对俄国人的斗争。那么，您也应该喜欢……”
凶手和恐怖主义者——西方的朋友们称他们为“爱国之士”——与西方各国在波兰的使馆的合作，当时是如此密切，甚至英国大使班定克先生都亲自参加。结果是，这位大使先生在一个供给他情报的人因间谍案被交付法庭之后，他不得不离开了波兰。（君强、刘竞合译）（未完）
（注一）波兰农民党的著名叛徒。
（注二）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五年的波兰独裁者，死于一九三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