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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10-31 00:00

故乡人民的笑声 安徽肥西县人民盛赞农村政策

第1版()
专栏:通讯

故乡人民的笑声
安徽肥西县人民盛赞农村政策
去年回乡,我写过一篇《故乡人民的笑声》,结尾写道:“有顺民心的政策,故乡人民的笑声,一定会越来越响亮!”今年怎么样了呢?故乡不断来人,喜讯纷传:“嗬,油菜大丰收!”“哈,小麦大丰收!”“嘿,早稻又是大丰收!”“呵,季季大丰收罗!”
自从1958年开始的二十年间,故乡人民吃“大”字的苦头够深的了。“大办”、“大战”、“大学”、“大批”、“大干”等等,导致了“大穷”。“大”,变成了运动的同义语。因此,故乡人民大有谈“大”色变之状。近几年不同了,特别是今年,人们众口同声地又说出一连串的“大”字来,倒反而使我有些疑虑起来。我问从故乡来的堂弟:“这一连串大丰收是真的吗?”他答:“不信,你再回去看看么!”
10月1日,我沿着童年时进城走的一条小路,径直地奔向老家——安徽省肥西县长安公社张磨坊村。走近农村,大白鹅那高亢的“给——我,给——我!”鸭子那粗犷的“嘎——嘎!嘎——嘎!”雄鸡那悠长的“咯、咯——咯!”的欢叫声,在原野回荡。我停步四望,在田间、在村庄周围,到处都是这些曾被“摸过笼”、“跑过反”、禁绝过的“资本主义尾巴”动物。它们大摇大摆地游逛着,不时抒发着歌喉,把一片秋声给扬长了,热化了;把一派秋色给充实了,彩化了。
昔日进村,一目了然。现在家家都被层层绿树、座座大草堆遮着门掩着户。我直奔家门,一头闯进屋。哦,满地都是花生,简直无法插脚。大哥领我到父亲住的后屋里。刚坐下,父亲忙着找干鞋净衣给我换,大哥就兴致勃勃地说起来了:“呔,去年你回来时,我才翻了半个身,今年算是大翻身罗!”接着,他同近两年的广大社员一样,总爱用数字来说明形势:“我三口人包7亩5分地,今年共收小麦、稻子7,500斤,比去年增加一倍半;收油菜籽700多斤,换了250斤菜油,比去年翻两番拐个弯,还有400多斤花生,加上家庭副业,全年总收入能搞到1,500元,每人平均500元。”他停顿了一下,用有些得意的口吻说:“伙计,我是跑到胡主席要求的前面喽!”(注:指胡耀邦同志向安徽提出的到1985年全省农民每人平均收入500元、400元、300元、200元的各占四分之一的要求)我暗吃一惊:“噢,大哥变得有点神气了。”
六十八岁的父亲展开满脸笑纹说:“哈,打从土改到入社,那时家里9口人,20多亩田,也没哪一年有你大哥今年收的多!”
“呔,社员都说今年是两满意:一是对政策满意,二是对老天爷满意。要是开个大会请提意见,也是没话说的罗!”我不禁又是一惊:“哦,二十年了,没听大哥说过这样风趣的话。”
“咳,前些年,我最反对盖房子,吃上顿没下顿的,盖房子装西北风呀!今年你大哥一下盖了五间,我也赞成。你看那三间房里,除了一张床,堆的尽是花生、粮食,又是养牛、养猪,几十只鸡,十多只鹅,一家搞得乱糟糟的,不盖房,明年就没法发展了。”父亲说着就同大哥领我从后院去看新宅地。到村后的岗头上一看,一幢五间房的墙壁已垒有一人多高了。我问为什么要盖在岗头上,大哥笑嘻嘻地说:“地势高,看得远么,站在家门口,能一望几十里哩!”我又是暗地一惊:“大哥胸中也荡起了豪情罗!”
晚上,大嫂炒了花生,杀了鸡,备了酒。我嫌过份了,大嫂却说:“花生、公鸡、老烧酒,家家都能拿出手哟。”我心想,生活好了,人也大方了。我们边吃边喝边谈着,话题又转到大哥盖房上。他说买了2,000多块瓦,2,000块砖,加上芦席、竹竿、桁条等,约花700元左右,但光是请人帮忙就花费了300元。我问怎么这样多?父亲回答:“现在同前些年大不一样了,那时请人,只要吃饱饭就行了。现在农村人的口味都高了,早上吃炸的(油炸点心),中午吃杀的(杀鸡鸭等),晚上吃辣的(酒),中、晚两餐都是荤菜,还讲究味道哩!”我说:“真阔气呀!”大哥说:“家家都有了,就不稀罕,农村现在就是工夫值钱啊!”我问他五间瓦房盖成后会不会欠债?他说再卖2,000斤余粮、一头肥猪就足够了。“要是让我来盖呀,五年也盖不成。”我这句话却挑动了父亲,他似乎有点不服气地说:“唉,我家这几间破草房,还是你祖父盖的,我好强一辈子,做梦都想把几间房翻盖一下,结果没办成。没想到今年倒给你大哥办成了,这怎么说呢?”大哥立即自谦地说:“不是我比你老人家本事大呵,是遇上了党的好政策呐!”我兴奋得把桌子一拍:“对!大哥说得对啊!”父亲连连点头:“是喏!是喏!要不是邓副主席他们想得开,敢放手让农民干,我们村上谁有本事盖得起瓦房呀!”
夜间,我思绪翻滚难以入眠,总是绕着大哥转。大哥名叫张维波,故乡解放那年他才十五岁,真算是个地地道道的新中国第一代新农民。他为人忠厚,肯出力,能吃亏,合作化高潮中,肩扛一把大锹,一根扁担,近处大干,远征大战,风里钻,雪里滚,年不过,家不归,从来二话不说。生命力象年轻的共和国一样,旺盛得如一团火。但是,蓦地一场“五风”,刮灭了他心灵的火焰。接着,母亲死了,他妻离子亡,自己也差点没过“关”。从此,一个二十六岁的庄稼汉变得沉默寡言了。在以后的二十年间,他当了十多年的光棍汉,不管运动来运动去,只是闷头干活,不说长、不道短,脸上的笑神经也似乎萎缩了。他常来合肥城里,总是默坐不语,即使过年过节专程来向我要点粮票、油票、钱,你不提,他也不开口。我深深地感到大哥的精神是一蹶不振了。
从1979年底家乡实行包产到户后,大哥就很少进城了。去年我回去一看,他象故乡的土地一样苏醒过来了,虽然也多收了粮,也跟着大伙笑了,但是他翻身翻得慢,笑得也不自然。父亲老是责怪他整天歪在田里,就是不会算计。时隔一年的今天,他居然在物质上一跃大翻身,从话语中更使我震惊的是:他的精神焕发了,心灵的火焰又燃烧起来了!我想,大哥的命运,大哥的突变,正是故乡一代人的缩影。
第二天,我在村上一串,哦,真是一年不见,面貌全新。全村27户,已有17户盖起上百间新瓦房。堂弟张维银家一溜盖起十间大瓦房,一头看去,真象一座礼堂。我不禁惊呼:“好大的气魄啊!”我一连串了几家,家家都是一地花生,满屋堆着粮,简直是肥得滴了油。社员张维祥八十三岁的老母亲双手抖抖地拉着我说:“二侄哉,我活这大年纪没过过这样好的日子呵,看样还有得活哩!”张维龙家大嫂子坐在家里一边做针线,一边开着收音机听庐剧,见我进门就拍着双手叫,“二兄弟哎,吃不了,穿不焦,娶了媳妇又把孩子抱,日子真要唱着过喽!”过去穷出名的李长金家也成了“万斤户”,原有三间房又接盖了两间,屋里家具、床上铺盖一崭新,儿子也带上了手表。
随着我串门的人越来越多了。生产队会计张必文见面就说:“呔,二哥哎,去年全队收粮11万(斤),你回来时,大家说是三十年来有三笑,笑声没有今年高,你就写文章一家伙捅出去了,今年全队一下冒到33万(斤),自古没有过,看你文章怎么写罗!”我还未想出回答的话,一个侄子就抢先开了腔:“呔,二叔哎,你就写:今年故乡人民的笑声冲云霄!”引起在场的人们一阵大笑,齐声说:“好!”
面对此情此景,我双眼涌出了热泪,呵!一年,不过是历史的一瞬间,而故乡简直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不仅生产上获得了大丰收,人们的精神也获得了一次大飞跃,看乡亲,还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望故土,仍是表层薄薄的几寸,已经世世代代翻来复去耕种过几千年。然而,仅仅因为实行了合民心的政策,就一齐爆发了估不透的潜力。如果再有科学的武装,机械的推进,专业化的分工协作,那时,将又是一番什么样的美好情景呢! 新华社记者 张万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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