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

第5版()
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历史与现实
刘大年
历史研究工作与现实的关系，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十年动乱之前，学术、理论界流行的某些口号、说法，或者本身不明确，或者解释失当，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的联系弄得相当狭窄。“四人帮”横行，任意涂抹事实，以谈论历史为名，行篡党窃国之实。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被说成一部所谓儒法斗争史，就是那样。因此，当我们说历史研究要结合现实需要的时候，有人怀疑、误解，是可以理解的，不足为奇。
历史包罗万象。它是人们取得生活、斗争经验，取得科学文化知识，取得聪明智慧的源泉之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很长，要说出其中每件事与现实的联系，一则办不到，二则未必可取。只要它直接、间接对了解历史发展、重大斗争、当时的社会面貌或多或少有些意义，就值得研究。不然的话，我们会作茧自缚，窒息僵化，最后实际上取消研究工作。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反过来，否认历史研究要结合现实需要。封建时代的思想家、历史家如孔丘、司马迁、司马光、王夫之等人，他们之所以重视讲历史，是因为它能够“寓褒贬，别善恶”，辨别君君臣臣的秩序，“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近人梁启超、章太炎都主张，历史学应当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求得其公理公例，帮助后人掌握那些公理公例，以增进人们的幸福。胡适主张弄清楚一个字的古义等于发现一颗恒星；傅斯年说，研究历史并没有什么实在意义，不过是国家供养若干文人，做出几篇文章，给当权者的文治武功作些点缀。胡适、傅斯年因为反对革命，都希望引导知识分子脱离人民革命的现实，去粉饰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现实。以上各种观点、说法不同，归结到一点，为历史而历史，与现实无关的研究是没有的，区别只在于如何联系现实。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必须坚守唯物主义，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历史的事实是怎样就是怎样，绝对不许可因现实的需要涂改事实。揠苗助长，削足适履，都要归结为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唯心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要为无产阶级服务，从原则上讲，是完全正确的。列宁说，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在那种情况下面，期望有公正的科学，正象期望在应不应该用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的问题上有公正的工厂主一样愚蠢可笑。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所要辨别清楚的，是科学真理到底在哪一边。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要为无产阶级服务，实为理所当然之事。现在的问题决不在于发明什么口号。重要的是，历史研究必须有中心，有基本目的。在今天，这个中心、这个目的，是要注重阐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清除唯心主义对中国历史的歪曲，用科学历史知识武装人们的头脑，增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把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推向前进。
历史研究工作结合现实需要，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这样主张，并非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万古不变的教条，不得不遵守，而只因为它是科学，是研究的指南。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使历史的研究成为一门科学，人所共知，用不着去重复。放下这面旗子，就等于从科学退回愚昧。
历史实践的检验，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过时”了，更没有被“消灭”，而是越来越显示它的科学性和旺盛生命力。不错，马克思、恩格斯某些论断、预料没有实现。道理很简单，他们是在作科学分析，一切要以时间、环境、条件而定。只有星相家、占卜术不要环境、条件而宣布可以预知未来。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出现的伟大论断，终于变成了现实，如果讲科学奇迹，没有比这更光辉的科学奇迹了！近百年的世界历史，是对“过时”论的最有力的驳斥。
研究历史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人抱怀疑态度，其原因有主观上的，也有客观上的。主观的原因：以前我们在研究工作中存在一些缺陷，只注意抓住事物的本质，不顾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多样性，简单化，说理不足，乃至对待读者不平等。更差的是抬出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片言只语，以为神圣不可侵犯，用来代替事实论证。客观的原因：中国人讲历史，传统最为悠久，资料无比丰富。它的好处和坏处混同在一起。早在汉代，司马谈就大有感慨，说儒生以六艺为法，而六艺的经传以千万数。人们“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最后是劳而少功。到了宋代，历史资料继续增加。司马光说，他对司马迁、班固以来文字繁多，感到很发愁，没有人能够把那些“正史”读完。从北宋到现在，资料又不知增加多少倍。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把解释经传、考证掌故当做基本学问。它们的价值怎样，严复在和西学相比以后，总结说：“一言以蔽之，曰无实”，“曰无用”。传统是一种习惯势力。好传统是好习惯，坏传统是坏习惯。我们的学术界，本来没有完全克服“一曰无实，二曰无用”的坏习惯。一有机会就抬头了。不论主观、客观哪方面的原因，历史研究工作要前进，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是相反。
（摘自1981年第4期《近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