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1-12-30 00:00 |
积极反映四化生活 正确表现社会矛盾——首都文艺界人士座谈话剧《谁是强者？》
第5版()
专栏：
积极反映四化生活 正确表现社会矛盾
——首都文艺界人士座谈话剧《谁是强者？》
《文艺报》编辑部和《人民日报》文艺部最近在北京联合举行座谈会，座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创作并演出的话剧《谁是强者？》（编剧梁秉堃，导演林兆华），认为这是一出积极反映四化生活，勇于揭示并能正确表现社会矛盾的好戏。
出席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的有：曹禺、吴雪、赵寻、侣朋、凤子、舒强、刁光覃、陈默、苏叔阳、顾骧、刘梦溪、林涵表、康洪兴、王景愚、田芬，以及北京市供电局纪委岳致和、京棉二厂王日初等同志。会议由冯牧、缪俊杰同志主持。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认为，话剧《谁是强者？》在反映四化建设的火热生活，表现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矛盾和冲突，塑造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四化创业者形象，以及坚持革命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等方面，都获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话剧演出的成功，对于回答目前话剧创作乃至整个文艺创作中存在的一些新问题，如怎样正确理解党中央在新时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其中包括文艺方针、政策，如何积极开拓反映四化建设的新的题材领域，如何正确处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如何更好地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以及克服文艺创作中回避矛盾冲突的倾向等方面，都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积极反映四化建设的新生活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首先充分肯定《谁是强者？》是积极反映四化建设现实题材的好作品，在恢复和发扬话剧紧密联系现实的战斗传统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
赵寻、舒强、凤子等同志在发言中说：《强》剧所反映的题材，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悉的生活，主人公的遭遇，大家都有同感。作者敏锐地抓住这个在四化建设中人们经常遇到并为之气愤的“关系学”问题，把群众中普遍存在的要求改变这种不正之风的强烈情绪集中起来，并把它同四化建设的前途、党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这个角度出发，提炼出“党风不端正，四化搞不成”、必须同“关系学”进行坚决斗争的尖锐主题，从而使整个戏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共鸣。应该说，这个戏和人民的情绪是息息相通的，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康洪兴同志说，《强》剧之所以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在于它的题材是直接取之于反映四化建设的生活领域。现在，全国人民最关心四化建设，四化建设的快和慢、好和坏、得与失，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途。因此，四化建设激流中涌现出来的人和事是最能激动人心的，我们的剧作家应该把更多的热情倾注在这上面。”
曹禺、吴雪、赵寻等同志在发言中强调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话剧创作乃至整个文艺创作，在出现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的同时，也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许多作者争先恐后地去写爱情题材、历史题材、中外关系题材和名人题材，而对四化建设的现实题材重视不够，甚至有的同志认为“离四化太近了，看不清楚”、“容易犯错误”，提出“要和现实生活保持距离”。这种倾向和观点是令人忧虑的，因为它直接违反文艺要积极反映现实生活的要求，只能把话剧艺术引向歧路。王日初同志说：“我们在基层工作的工人和干部，是欢迎触及现实题材的戏的。不同题材的文艺作品对现实的影响是有不同的。爱情等题材不是不可以写，但是同《强》剧这样直接反映四化建设的题材比起来，在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历史进程的影响上，分量是不相同的。”侣朋同志说：“当前我们社会生活中，社会风气里，有一些问题是人人关心的，如党风、‘关系学’，还有治安、就业等问题。这样一些题材，在相当一个时期，碰的人不多，有点胆怯和顾虑。《强》剧的出现，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证明这样一些题材不但应该反映，而且可以反映得极其深刻、极其感人。”
吴雪、舒强、刘梦溪等同志分析了产生这种状况的多方面的原因，认为剧作家应该明确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面对四化建设，我们是做一个积极参加者，还是做一个旁观者？是拿起笔勇敢投身进去，还是回避矛盾，到古代去，到外国去，到生活边缘去，到自我世界里去寻找小天地？在这方面，《强》剧作者那种对四化建设强烈的责任感，是值得学习的。
正确表现新时期的矛盾和冲突
出席座谈会的同志，热情评价了《强》剧在触及历史转折时期的重大矛盾和冲突时，所表现出的勇敢探索精神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指出：《强》剧从头至尾贯穿着搞不正之风与抵制不正之风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是一出问题剧、社会剧。但是，作者在揭露病态现象时，始终把同这些病态现象作斗争的积极力量放在重要位置上。一方面尖锐地描写了“关系学”的普遍性、严重性和危害性，另一方面却把它摆在被憎恶、被克服的位置上，因为这是整个社会中的支流、逆流、暗流。作者没有把产生这种病态现象错误地归结到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而是准确地挖掘出它们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意识的社会根源上。由于作者把握住了分寸，使得该剧具有了一种真实的艺术力量，使人看后受到鼓舞，增强了信心。
侣朋同志说：“一个时期，很多作者在问，对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到底能不能反映？怎么反映才恰当？我觉得《强》剧的创作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毫无疑义，对于社会上存在的阴暗面应该反映，但如何反映，就有一个作者如何认识、评价这些消极现象的问题”。侣朋同志分析了《强》剧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他说：“一、作者不是去展览、堆砌这些消极现象，而是对它们充满了憎恨和蔑视，揭示了人民群众的憎恨和厌恶感情。二、这个作品揭示了这些现象的普遍意义，但在整个社会里仍然是支流，是处于不合法的地位的。三、作品正确地回答了这些现象产生的根源。它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不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产物，而是和我们党的意志、愿望相抵触的。例如作品描写的批判对象倪科长，在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下，他干坏事心里是害怕的，不得不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丑恶行为。四、这些现象在戏中处在被抵制的、被缩小的、被克服的过程中。这样，这个作品在勇于揭露阴暗面的同时，又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阴暗面，有力地表现出光明面和阴暗面的斗争。”
顾骧同志说：“一个时期以来，某些理论观点和作品，对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曾经出现了一些偏差。有的同志把现实主义和揭露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等同起来。也有的作品站在错误立场上去看待社会上的阴暗面，对我们社会本质作了歪曲的描绘。因此，对这些错误倾向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确是必要的。但对这种创作倾向进行批评时，不能连带否定社会主义文艺必要的批判功能。我们反对夸大社会主义生活中消极、阴暗的现象，无视从总体上说占主导地位的光明面，但也要防止在创作中回避矛盾，不敢正视矛盾的现象，要警惕‘无冲突论’的可能抬头。《强》剧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很有启示”。
努力塑造社会主义创业者的形象
与会同志认为，时代赋予了戏剧家光荣的使命——用革命现实主义的笔触，塑造新时代创业者的典型形象。《强》剧中袁厂长的形象的创造，为社会主义人物画廊增添了光彩。
康洪兴、田芬等同志认为，袁厂长是三中全会以后特定历史环境下出现的创业者的形象。他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具有崇高的责任感和坚强的党性。这个戏抓住了袁厂长复杂的内心矛盾，把他同“关系学”的搏斗与让步结合起来写。他不是十全十美的高大全，他诙谐乐观，既干练又天真，有个性、有家庭生活。他所碰到的困难和矛盾，每个为四化出力的人都能碰到。他的思想摸得着，能理解，有真切感，观众感到可亲可爱。他代表了先进的阶级、先进的思想，同社会上阴暗的东西进行了自觉的斗争。
顾骧同志说，过去几年出现的社会问题剧，我们必须肯定曾经起过积极的社会作用，肯定作者创作时强烈而可贵的历史使命感。但是回过头看，有些戏只有问题，没有人物。时过境迁，这些戏就不再为人们所注意。《强》剧在现实主义问题上有所深化，就在于写出了袁厂长这个具有新时代特征的艺术形象。苏叔阳同志说：“有些话剧不大注意写人，过于讲究情节的起承转合，这是阻碍戏剧向前发展的原因之一，是亟待克服的。”
有的同志指出，当前有一种议论，不承认社会主义时代有新型的英雄，提倡非英雄化的观点。《强》剧的出现，切中了当前文艺创作的时弊。
顾骧等同志认为，袁厂长这个形象塑造得成功，对这个戏有关键性的意义。在舞台上树立了袁厂长这一新时代创业者的形象，就使得这个戏把歌颂与暴露，光明与黑暗，现象与本质，局部与全局这一系列的问题，正确地统一起来了，保证了作品积极的思想倾向。
许多同志认为，袁厂长是全戏的中心人物，始终处于全戏矛盾的主导地位。所以袁厂长和方静、吴总等人物一起，构成了全戏的一支积极向上的力量。
力求表现手法的质朴无华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认为，《强》剧运用了朴实无华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追求自然、真实，这是很可取的。艺术家应该靠深刻的思想力量、高度的艺术魅力去感染观众，而不能用庸俗低级的趣味招徕观众。
苏叔阳同志说，“这个戏是现实主义的，逼近了生活。说得通俗些，真正的现实主义必然达到打动各方面观众的心。”“观众愿意坐在剧场里，同作者和导演、演员一起共同进入创作，一起思索探讨问题。这就给作家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克服创作上习惯性地违背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某些话剧的演出，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夸张的台词，过火的表演，不适当的舞台调度，使戏剧离生活越来越远。《强》剧在导、表演上追求朴实自然，要求演员进行没有表演的表演。尽管是社会问题剧，也没有在舞台上挺胸阔步，大作其讲演。”
有的同志说，《强》剧是抨击社会弊病的剧，但作者却赋予它喜剧的艺术格调，这与人民的心愿合拍。曹禺同志说：“这个戏结构巧妙，曲折有致。忽儿山穷水尽，忽儿柳暗花明；电灯忽儿亮，忽儿灭；厂子一会儿工作，一会儿停止工作，都围绕着‘关系学’作文章”。曹禺同志还赞扬了这个戏的舞台美术，简单经济，下去演出携带方便，值得推荐。”
与会者也指出，当前有一种靠庸俗低级趣味招徕观众的不良倾向。林涵表同志说，“有个剧目在广告上写道：‘兄弟残杀，姐妹成仇，夫妻离异，冤家聚头，惹情惹恨，欲罢难休。’作为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艺术家决不能走这条路。”同志们认为，对这种不良倾向决不能任其泛滥。
坚持深入生活
与会同志认为，这出戏的作者深入生活一年零三个月，经过实践的甘苦，孕育而成《强》剧，证明深入生活是艺术创作成功的必由之路。作家应该参加到火热的四化建设中去，为祖国、为人民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文艺作品的鼓舞力量来自哪里？是来自生活本身。侣朋同志说，“《强》剧的作者深入生活，采访调查了一百多工人、干部。他采取了真正现实主义的态度，看到了生活中的美，看到了生活的力量。”吴雪、刁光覃、陈默等同志谈到，为什么出现了写远离生活的题材的现象？有一个原因是作家深入生活少了。一些作者认为现代题材难写，认为深入到工农兵生活中去的口号过时了。于是坐在屋子里改编小说，从报纸上弄些材料就编剧，结果很不成功。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一旦离开了生活，去写自己不熟悉的题材，只能生编硬造。回避现实生活是不会有出息的。
赵寻同志说：“只有深入生活，才能真正理解人民，摸到生活的脉搏。哪怕写个历史剧，也要下去了解群众的思想情感。”
京棉二厂的王日初同志说：“‘文化大革命’前，老作家孟超同志到我厂深入生活。当时我们知道他写的《李慧娘》挨批了，可是工人、干部对他毫不歧视。他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听说他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大家都很难过。我们工人欢迎作家到工厂来深入生活。我们一定要象待亲人一样接待他们，为他们调查研究创造条件。”
建议和希望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对《强》剧进行了实事求是、深入细致的分析，既肯定了它的成就，也指出了它的不足。
凤子同志指出，“《强》剧既然提出谁是强者，就必须给予明确的回答。此剧的典型人物写得不错，但是典型环境似感不足。典型环境不是指布景，而是指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人。整个戏里群众的是非态度表现得不够。”舒强、岳致和同志认为，方静身为纪委副书记，是非不鲜明，倒象个贤妻良母。吴总的形象有点概念化。由于此剧典型环境的表现还不够充分，使得谁是强者的答案不很鲜明有力。
吴雪、苏叔阳、陈默等同志对如何塑造好人物、处理好人物间的微妙关系，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提出了意见，指出“这个戏只表现了‘泥鳅’缺德有福，没写他缺德有缘。如果进一步写出他与社会上三教九流勾结的蛛丝马迹，就能把‘关系学’的社会基础挖得更深。”
与会同志各抒己见，共同探讨《强》剧的结尾。
一种意见认为，对“泥鳅”等严重阻碍四化建设的败类，要绳之以法，给人民出气，给观众以更大的满足。
一种意见认为，袁厂长没有以全面的胜利而告结束，正好写出了这场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也不乏意味深长之处。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文艺作品要写出光明占主导地位，不在于结局如何处理。只要写出有血有肉的社会主义新人，在舞台上立起来，就能显示出正气压倒邪气。
京棉二厂的王日初同志说：“我们作家的胸怀要宽大些，胆子要放大些。我们工业战线的干部也常受批评，这没有什么。三中全会以来的无数事实告诉我们，现在的党中央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还希望作家们多写工业题材，“有的作家认为工厂生活单调，生产过程和技术术语复杂。这实际是误解。工厂生活丰富多彩，工业题材大有可为。”
《文艺报》记者 本报记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