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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继武 尹建华 1981-12-31 00:00

刘开吉千里问富

第2版()
专栏:农村通讯

刘开吉千里问富
汽车在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通往刘滩大队的土路上颠簸前进。我们要去访问的,是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刘开吉。早就听说,他在三中全会以后,对农村政策看不惯,想不通,还曾申请退党,撂下挑子跑了;可是后来他转变了,干得不错……
同车的台儿庄区委宣传部张部长介绍:“刘开吉1948年参军,几年战斗生活,荣立大功十几次。解放上海,他领一个排,七天七夜没下战场,战斗结束,被评为三级战斗英雄。
“他当支书十八年,对国家一心无二。就说交公粮吧,晒干扬净不算,还要粗、细筛子过两遍。
“抗旱时,他把公社奖给的机器送给邻近大队,自己挑水浇地;秋种时,他动员社员用锨翻地,让出牛犋给没有牲口的兄弟队。
“他自己一根草刺也不沾,两袖清风为集体……”
对这样一位同志,用不着拐弯,一见到他,我们就直截了当地问:“当时你是怎么想的?”他也坦率地告诉我们:农村搞起各种责任制,还让搞包产到户,我怎么也想不通,以为要倒退了。我想,好不容易走上集体化道路,现在又要各种各的地,怎么行?搞社会主义我带头,走回头路说什么我也不干。所以,邻近生产队搞责任制,我还是领着社员合伙着干;公社通知开会,领导找我谈心,我都躲着。没想到,去年年底,社员们也起来要求搞大包干,我一气之下,含着眼泪写了辞去党支部书记的报告和退党申请,借了150元钱,离开了家乡。临走,我给大队长扔下一句话:“你要分了地,共产党跟你算帐。”
接着,刘开吉给我们叙述了这次使他难忘的千里之行:我想,收音机里说安徽、河南大包干生产责任制搞得好,莫不是吹牛?我决心去看个究竟。到安徽砀山县那天,正是中午,我下了车,径直出了城,搭眼望去,看不到边的淮北大平原上,到处有人干活;那地,种得跟我们家菜园一样;抽水机“突突”地响着,正在冬灌小麦。这情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跟正在地头歇息的社员拉呱,问起生产责任制的事儿,都七嘴八舌夸个不停:“俺这里前年就把地包给个人种啦,这两年,小麦产量都是成倍增加,最高的亩产一千多斤。”“那菜地,以前亩产万斤顶了天,现在包产一万五,实产两万都不止。”“收入普遍增加啦,现在,家里存个三千四千的也不稀罕!”我听着直皱眉头,心想,说得真玄!
一位四十多岁姓张的社员见我不信,拉我到他家里坐。嘿!真好气派?红砖院墙,水泥勾缝;高大门楼,外带耳房。进大门,靠西墙一溜鸡笼,靠东墙一溜兔笼;正北,一排六间大瓦房。进房来,两边是两个单人沙发和折叠椅,贴北墙的大方桌上,放着电视机、收音机。“老刘哥,你看我住得怎么样?”老张问道。我说:“俺们村还没有这么一份。”他乐呵呵地说:俺胜利大队,在城关公社收入算高的,可我全家八口,前些年除了吃喝穿用,也剩不下啥。自打前年,包了五亩菜地,还有两个劳力在大队副业上干,当年收入6,000元。去年更多,全家收入9,000多元。拿出5,800元盖了六间房子,添了家具,还存了几千元呢!
正说着,张家大嫂端上午饭。炖小鸡、炒肉丝、葱花蛋……,八、九道菜,还烫了一壶酒。我嫌太过分了,老张说:菜、蛋、鸡是自家的,如今,要买啥也方便。他说,俺们村人多地少,前几年硬要把人捆在这几分地里,动不动就批“歪门邪道”,“割资本主义尾巴”,弄得你缺这少那。不怕你笑话,那时来个客人,真犯愁哩!现在好啦,实行了责任制,地里家里巧安排,两头都不丢。你看,我养了300只母鸡、150只长毛兔,一年卖蛋、卖兔毛也收入二三千元。
吃过饭,老张领我挨着门看了七八家,看摆设,有的比老张家还要讲究。老张说,这才两年,往后变得更快。
这晚,主人为我单独安排房间,被褥是里外三新,可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看起来,大包干能治穷致富,可是我又想:这个干法,能叫社会主义吗?
第二天,我告别了好客的主人,边走边看,转到安徽省阜阳县城。傍晚,在北关集上,结识了北关大队支部书记李先文。老李领我到他家去住。进门一瞧,大小沙发、彩色电视机、大小衣橱、座钟挂表,比俺们公社还强。老李一边沏茶递烟,一边跟我介绍:这两年搞了大包干,全村社员收入都多了,都盖了新房,添置了新家具。
老李也是转业军人,俺们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拉到互助合作、搞集体化,又拉到现在党中央的政策,整整扯了一个通宵。老李说:“老刘兄弟,不瞒你说,开始搞责任制那阵,我也看不惯。现在想通啦,咱们过去拚命流血,还不是为了人人都过上好日子?干社会主义,也是国家、个人越富越好啊!”我说:“这法能富起来不假,就是各种各的地,分田单干了,能叫社会主义?”老李说:“这同过去的单干可不一样,现在土地是集体的,只包给个人种,不能买卖,就跟人家大工厂里一个工人管一台机器一样,所以叫它责任田。再说队上也不是撒手不管,该分的分,该统的统,作物安排,农业机械,水利工程,还有照顾四属、五保,干部都得操心。跟从前不一样的,就是不搞‘大呼隆’了,不吃‘大锅饭’了,你说这有啥不好的。”我想也是,咱刘滩搞了多少年‘大呼隆’,吃了多少年‘大锅饭’,分配老在四、五十元上打转转,人家这里变了个法,给国家的多了,集体留的多了,社员也富了,这不叫社会主义,难道捆在一块受穷倒叫社会主义?我满脑子的疑虑,不知不觉渐渐消散了。
第二天,老李领我参观村子。在别处,我已经看了不少一般社员的家,所以,这次专门走了几家“五保户”。老人都穿得板板整整,住的是一明一暗两间瓦房,床上新印花被褥,大队还给他们每户买了一台收音机。一位五保大娘跟我说:“他大兄弟哎,刚包地那阵子,俺就担心,往后各种各的地了,谁问俺们的事呀!队上说:只能更好,不能变坏。还真格的,打上年给俺们都盖了新房子,添了新铺盖,每人每月五块零花钱,吃药打针,队上也包了。常年吃白面不说,还给100斤地瓜干换粉条,100斤棒子换大米吃……”老李说,钱粮都是从公益金、公用粮里提的。现在家家都富了,提点钱粮办公共福利,还不容易??
这样串了3家,到了第四家,我拉住老李说:“不用看了,我懂什么是大包干责任制了。俺老家有地、有人、有气力,这么干,不会比你们差!”老李高兴地使劲攥住我的手:“好哇!老兄弟!你回去好好干出个名堂来,给党争口气!”
就这样,我从新年到春节,在外转了一个月,走了上千里,开了眼界,长了见识,高高兴兴踏上归程。腊月二十九到家,痛痛快快过了年,就上了公社。我找到公社王书记检讨了撒手不干和申请退党的错误,说:对不起党的培养,犯了错误。出去看看人家,我开窍了,还是党中央的政策好。以后我一定按党的政策办。王书记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们相信你一定会认识过来的,我们等的就是这一天。党委信任你,你就领着大伙干吧。
刘开吉回到刘滩,和大队的几位干部一商量,又开大会征求了社员的意见,决定在全大队实行大包干。说起这一年刘滩的变化,刘开吉更是眉开眼笑:过去下地,要围着村子喊几圈,现在是人人都拚上劲,比着干,家家都变着法儿买化肥、弄良种。千年茅草荒地,今年变得平展展;撂了多年的地头地脑,今年种严了种满了。秋后算盘一响,粮食总产26万斤,增了七成。丰收了,大家争着交公粮卖余粮,一下子超包购任务四倍。去年每人平均收入130元,今年一下子跳到360元;去年,全村社员户里没有一辆平板车、手推车,今年,户户都添了;80%的社员户要买自行车、手表。刘滩的日子从来没象今天这样红火。
说到高兴处,刘开吉站起来,领着我们看他家里的粮食。大小十几个缸满满的,两个大囤尖尖的,地瓜干堆得跟小山一样。老刘说,他已卖了一万斤粮食,1,100斤花生,余下的,还够全家七口人吃两年。我们夸他卖粮多,他满有把握地说:“照这么干法,明年准能拿三万五千斤,卖两万斤没问题。这才是真干社会主义呢!”
本报通讯员 徐继武 本报记者 尹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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