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仲英 |
1982-02-28 00:00 |
在农村好形势面前——安徽采访札记
第2版()
专栏：
在农村好形势面前——安徽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 许仲英
讲成果要注意事实依据
去年秋天，记者在皖东皖南采访，看到庄稼长势喜人，人们说1981年安徽省将获得建国以来少见的大丰收。11月初，安徽省农业厅和统计局根据各地市的预报，测定全省粮食总产357．48亿斤，比1980年增产66．7亿斤。当时全省阴雨连绵，皖南的晚稻，淮北的山芋还没有收，有些同志担心会受较大的损失，省委一再强调：讲成果要注意事实依据，不说过头话。
春节前，1981年生产的粮食到手了。这时记者又去安徽，在皖北和皖西等几个地区，见到农民手里有粮，特别是那些增产幅度大的地方，农民家中囤尖筐满，余粮不少。实行“双包”以后，农民收粮大都不过秤，用笆斗和箩筐估算产量，我们在一些农民家里，点着筐囤同他们核算产量，都是实物比说的多。农贸市场上，有相当多的粮食，肥西县集市上，要粮票的大米1角4分1斤，比国家牌价低2分。我们接触到的公社、区、县和地区，都有两个粮食数字：一个是留有余地的向上报，一个是实有数字。许多同志说，看来安徽1981年总产357亿斤，比1980年增产66亿多斤，比历史上产量最高的1979年增产37亿斤是有把握的，因为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去年安徽省粮食生产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不少同志不赞成前个时候一些人讲的，安徽的粮食多得“估不透”或“没有边”的说法。他们说省地掌握的统计数不十分精确，却是有根据的；虽然各级都留有余地，生产了多少粮食还是有边的，例如省里最近向上报粮食产量是357亿斤，下边实际有362亿斤，就是个边。我们应当记取1958年说过头话的教训。
并非“老生常谈”
实现丰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条经验是，党的三中全会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实行合乎群众心愿的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这并非“老生常谈”。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个真理不断得到新的证明。例如去年秋收季节阴雨近一个月，皖南的晚稻，淮北的山芋收获时损失不大，是出乎许多人预料的。皖南的农民说：“象以前‘大呼隆’的话，是会大损失的：晚稻割下来，不能脱粒，就垛起来，过几天里边一发热，不发霉也会生芽。现在我们分散管理了，割下来的稻子摊在田埂上，不发热也霉不了。”淮北收山芋的情形也类似。“大呼隆”时生产队收下大量山芋没法放，就赶紧擦片撒在地里晒干，遍地都是白花花的山芋片，遇雨收不迭，收了也不能保存，眼看着白糟踏了。去年农民种的山芋少了，收下来放在屋里一时也坏不了，用不着马上擦片晒干。农民们还把雨水泡着的山芋，从地里挖出来做成了粉条。五河县的同志说，如果不是搞了联产责任制，单他们一个县去年秋收就得损失2亿斤粮食。
多年来一直是安徽最贫困的泗（县）、五（河）、灵（璧）、固（镇）、定（远）、凤（阳）、嘉（山）等13个县，以及淮北中部砂礓地带和沿淮大河湾圩区，去年粮食增产的幅度最大。十三县产粮81亿斤，比前年增长26．5％，平均每县增产1．3亿斤，占全省增产总数的四分之一。以前这些地方很多耕地是不施肥的“卫生田”，单产不过百斤。实行联产责任制后，农民们竞相在承包的土地上多施肥、施好肥，消灭了“卫生田”，粮食产量成倍提高。这些地方过去的生产基数太低了，增产的潜力特别大，稍有投资就上来了。
符合群众心愿的生产责任制，使农业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根本和最积极的因素——劳动者活跃起来了，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关系改善了。这就使广大农民的智慧和才能、土地的潜力和科学的作用都进一步地得到了发挥。称心如意的生产责任制所激发出来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可以改变客观生产条件，转化为物质力量。
有了一个较好的起步
同前几年相比，1981年安徽省的粮食种植面积减少了700万亩，产量增加两成多；农业生产内部结构发生变化，打破了单一种植，向多种经营发展，因而农民的收入有显著增加。据有关方面计算，1981年农民人均收入已达205元，比1980年增加50多元。
安徽省虽然有6，800多万亩可以种植粮食的耕地，可是，多年来一直背着农民饿肚子的包袱；多种粮食，以至多种山芋，把经济作物挤光，甚至去限制农民吃细粮，都不外乎是想解决4，000万农民吃饭问题。直到1978年安徽省委提出六条农村经济政策，特别是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一系列政策以后，这种状态才发生根本变化。1979年安徽省的粮食产量达到320亿斤，1980年虽然遭到全省性的涝灾，粮食产量仍然保持在300亿斤上下，从而甩掉了农民饿肚子的包袱，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取得了因地种植发展多种经营的主动权。去年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多种经营有了一个较好的起步，农业总产值增长24．6％。
从全省看，除少数户以外，多数农民还并不富裕，实行联产责任制才一二年，把农民都说成钱多得已经花不出去了，不是事实。要多引导农民将增加的收入用在扩大再生产上，这才能帮助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
还应看到地多人少的地方，通过调整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比例，发展多种种植，容易由穷变富，可是地少人多的地方这么做就受到限制。显然，要由穷变富，就要着眼于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安徽的水面，在东南诸省中首屈一指，山的面积也很多，自然资源相当丰富，向大农业进军有广阔的前途。
卖农副产品难的问题
安徽去年农业丰收后的一个新问题，是一些增产幅度大的地方的农民卖粮难、卖农副产品难。
这些地方，农副产品比以前多了，但不是“过剩”了。从安徽全省看，由于人口增加，人均占有粮食刚700多斤，同五十年代初期的水平差不多；种植面积单产400斤，与一些邻省相比还是低的。省里管财贸的同志说，不是没有力量收购增产的这些东西，问题是早一些时候没有预料到，滁县地区要卖12亿斤粮，霍丘、寿县、怀远、六安、肥西……好些县都要卖3亿斤粮，这些地方过去都是大量吃返销粮的，省里原来的粮食调度平衡计划被打破了，重新组织粮食平衡调拨的工作没有赶上去。
“过剩”虽是一种假象，它却反映出农业生产的商品率稍有提高以后，流通领域的工作就不适应了。这个问题早在1979年和1980年就在生猪问题上反映出来。1980年夏天，阜南县拉了十几汽车生猪去蚌埠出售，等候了三天三夜，好几汽车生猪死了，只好以每头10元的价钱卖给肥皂厂炼油。群众说：“生猪卖不出，养猪干什么！”那时的生猪也不是过剩，问题是流通不畅造成的。去年安徽的生猪存栏数下降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流通方面的问题，确也起了“促退”作用。
安徽省农村实行“双包”以后，卖粮的户头增加了近20倍，粮站的许多同志，为了满足农民卖粮的要求，克服种种困难，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客观情况表明，不少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制定的已经不适合今天情况的条条规定，仍束缚着很多干部，妨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
现在只是增产幅度大的一些地方流通方面的问题突出起来了，农业生产的商品率普遍提高以后，问题又会怎样呢？看来改革不适应新情况的规章制度，搞好流通环节方面的工作，加强对农业生产的计划指导，已成为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多讲些辩证法
去年安徽省的自然气候相当好，但仍有插花灾。在大部分社队增产的同时，有小部分社队减产，就是一个生产队，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也是不平衡的。
阜阳地区110万亩耕地遭旱灾，农作物严重减产，有50万群众的生活和生产发生了困难，少数地方社员有外流的。虽然群众也讲过“有了联产责任制，我们旱涝灾害都不怕”，事实也证明联产责任制搞得好的地方，小灾可以抗，中灾可以减少损失，但大灾还难以抵御，应当承认我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的。农田基本建设或作物种植趋利避害搞得好，可以抵御或减轻自然灾害的影响。年前，安徽省委、省政府在淮北召开会议，研究布置了在实行“双包”责任制的新情况下，要加强抗灾斗争，继续进行以小型水利、沟渠、涵洞配套为主要项目的农田水利建设。
据省农业部门统计，近二十九年中，安徽有十九年曾遭受过全省性的旱涝灾害，局部的灾害年年都有。1978年遇到了全省性的旱灾，1980年又遇到了全省性的涝灾，这两年全省的粮食产量都下降了20多亿斤，灾重的地方损失就更大了。许多地县的领导干部总结去年丰收经验的时候，也在考虑今年会不会有大的自然灾害，如果有灾又怎么办的问题。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看到安徽省委和许多地县委的同志，在丰收后的一派大好形势下，没有被一片叫好声所陶醉，正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既充分肯定成绩，又积极探讨新情况下的新问题，把上年的成果看作是今年继续前进的起点。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这种态度对继续发展农村的大好形势很有益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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