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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孔周 1982-03-31 00:00

评《戊戌喋血记》中谭嗣同的形象塑造

第5版()
专栏:

评《戊戌喋血记》中谭嗣同的形象塑造
何孔周
任光椿同志的长篇历史小说《戊戌喋血记》(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艺术上的一个显著成就,就是从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谭嗣同身上,发现和挖掘出了具有强烈魅力的、内涵非常丰富的独特的性格,从而在我国历史小说的人物画廊里,又树立了一个闪烁着思想和艺术光彩的动人形象。
在实际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都是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黑格尔)。作者正是从这样的美学见解、美学追求出发,来塑造谭嗣同这一历史人物的性格的。它让谭嗣同处于全书的轴心地位,通过他展示了多种多样的人物关系:他与光绪皇帝的君臣关系,与湖北巡抚谭继洵的父子关系,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战友关系,与唐才常、张立人、秋瑾、王五等人的朋友关系,以及与刚毅、张之洞、袁世凯、文悌等人在特殊条件下所形成的同僚关系,等等。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的纠葛中,在各种各样的情感的撞击中,作品生动地挖掘了潜藏在谭嗣同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感情,从而使这一形象具有一种立体感。谭嗣同一方面敢发惊世骇俗之论,主张“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一方面却又在绝命书中“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剪除国贼,保全我圣上”;他一方面与深谙世故、因循守旧的父亲“产生了性格上的对立和感情上的裂痕”,一方面在他即将被捕时,“他一想到自己年近七十的老父也将由于他的获罪而遭到株连,蒙受刑辱时,他的心就颤栗起来了”;他一方面生性耿介,疾恶如仇,最鄙恨狎妓讨妾的文人陋习,一方面却又与养娈童、嫖妓女、性格豪放、挥金如土的花花公子张立人成了莫逆之交;他一方面只身飘零,无儿无女,“几乎从来没有闪现过任何一缕有关男女私情的邪念”,一方面却又把感情的柔波倾注在他当作亲子一般看待的侍童罗英身上……展现在作品中的谭嗣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显露了他的性格的丰富性。
谭嗣同多方面的性格特征,并不是杂乱的、毫无联系的拼凑,而是有血有肉地凝聚在一个焦点上的。谭嗣同性格的基本特征,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对振兴中华的生死不渝的追求。这种炽热的爱和执著的追求,渗透到了他的骨髓里,支撑起了他整个的性格。他在事变突起、准备慷慨赴难时,为了使父亲不致株连,终于想出了一条妙策,即写了一封忤逆地痛斥父亲守旧思想的决裂信。他想,这封信让旧党查抄去,荣禄、刚毅之流就会因父亲与自己政见不合,久有龃龉,而赦免他父亲教子不严的罪行。这个情节,固然披露了他性格中埋藏得很深的爱父的一面,但更透露出他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而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的爱国热忱,毕竟超过了他对亲生父亲的父子之情!这就把他性格中对父亲眷恋的特征,和他为了维新事业而卓厉敢死、义无反顾的英雄性格凝聚在一起了。更感人的是他临危时壮怀激烈的献身精神。百日维新失败,梁启超曾劝他跟他一起逃走。他却认为当变法受挫,国家、民族处于极其危险之时,参与新政、肩负重任的他竟撒手而逃,临难苟免,是一种懦夫行径,会败坏维新党人在国内外的声誉;但同时他又时时、处处为战友、为大局着想,认为康有为、梁启超是维新党人中难得的人才,让他们逃离虎口,维新事业才有一丝希望。这就把他那种光明磊落、胸怀远大、对战友满怀着信赖和爱护的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跟他那种把生存让给别人,把死亡留给自己的壮烈的献身精神融会在一处。可见,谭嗣同性格基本特征所包含的内容,已经渗透到了他性格的各个方面。
谭嗣同性格的基本特征是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点与康有为、唐才常等维新志士是相同的。但由于谭嗣同、康有为等人性格的多方面性,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气质禀赋、文化修养、社会关系等诸种因素的不同,这种基本性格特征表现在他们身上,也就必然会和他们各自的多方面的性格内容交融在一起,而显示出各自独特的特点。例如,当光绪皇帝接见了谭嗣同,降下手谕赏谭嗣同等四人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之后,谭嗣同为推进新政,恭恭敬敬地向康有为求教,竭诚尽智地为皇上出谋划策,胸怀广阔地为新政延揽人才。而康有为一听到这个消息,尽管他很器重谭嗣同,知道他的学识品格都不在自己之下,却陡然“一股醋意涌上心头。”甚至还借星相迷信来贬低谭嗣同“布衣骤相,暴得大名,也恐为不祥之兆。”可见在百日维新如火如荼的时候,谭嗣同、康有为等人虽然有变法图强的共同信念,但这种共同的品格却渗透在他们各自多方面的性格表现里。小说正是从这种多方面的性格表现中,挖掘出了隐藏在谭嗣同性格深处的唯国事为重,光明磊落、虚怀若谷、言行一致的高尚品德,挖掘出了潜藏在康有为灵魂深处的以“救世主”自居,因而刚愎自用、猜忌贤能、不能容人的思想品质。小说塑造谭嗣同性格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在广阔地反映社会、历史生活的作品中,作家只有发现了而且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多方面性,同时又把人物性格的这种多方面性,跟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凝聚在一起,才能塑造出既能概括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又能具有“单个人”个性特征的活生生的性格。
谭嗣同与张立人都是帅门公子,与康有为都是维新志士,但他们的性格却存在着鲜明的差别,这不能只用时代的因素来解答,而要从他们各自的具体生活环境和独特生活经历来寻找。小说一开始,就把谭嗣同放在了中国对日本战争失败、马关条约签订这种充满着奇耻大辱的历史环境中,但它没有停留在这里,而是对造成谭嗣同独特性格的具体生活环境和独特生活经历进行了深入的挖掘。谭嗣同自幼丧母,只身飘零,从小就跟张立人这些贵公子不一样。在浪迹江湖的生涯中,他结识了三教九流,洞悉民间疾苦,深知社会积弊。这种独特的生活经历孕育了他的独特性格。而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中国古籍民主精华的继承,在湖南浏阳推行新政的试验……这一切都丰富了他的独特的性格。唯其具有形成英雄性格所需要的内在依据和外在条件,因此当历史在召唤他的时候,历史也就有可能把这个在湖南浏阳倡办新政的一个普通的维新人士,造就成了协助光绪皇帝实行百日维新、终于喋血刑场的一个旷古奇才!小说正是一方面让谭嗣同的性格扎根在他独特的生活经历和真实的生活土壤里,伸展到历史上太平天国反封建斗争的传统里去,一方面又让谭嗣同的性格集中地展现在协助光绪皇帝自上而下地实行变法维新的过程中。这样,就形象地联结起历史和现实的斗争,把太平天国运动和戊戌变法运动,把康有为领导的强学会活动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活动,巧妙地联结起来,从而在非常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完成了对谭嗣同性格的塑造。
小说的作者以满腔的热情,在谭嗣同的性格世界里探微索隐,探寻和挖掘了他那火焰一般的爱国热情,新颖奔放的民主思想,洞察时弊的真知灼见,洁白自守的优美情操,和卓厉敢死的献身精神……把一个跳动着感情与思想,交织着单一与复杂,融贯着历史与现实的活生生的性格袒露在人们面前。罗丹说:“美,就是性格和表现。”面对着谭嗣同这个富有审美意义的性格,人们在赞叹、吟味和沉思之中,不能不受到一次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和审美情趣的陶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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