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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廷一 1982-04-29 00:00

英名垂千古 业绩留天地——忆左权同志

第5版()
专栏:

英名垂千古 业绩留天地
——忆左权同志
何廷一
四十多年前,我在左权同志直接领导下做参谋工作,前后达三年之久。回忆往事,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至今历历在目。他的革命精神,使我永远怀念和敬佩。
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少共国际师改编,我随师长彭绍辉同志到红一军团司令部。从此,我便在军团参谋长左权同志领导下工作。
左权同志是湖南醴陵人,1925年入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他在东征中屡立战功。他任红一军团参谋长时,年仅二十九岁,是一位年轻的红军高级指挥员,我以能在他领导下工作而感到自豪。
工作严肃认真,处理问题周到细致,待人诚恳和蔼,这是我初次见左权参谋长时留下的深刻印象。
我第一次见左权同志,是在遵义城里,请他审批干部委任令。我走进左权参谋长屋里,只见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审阅文件,看我去了,他便放下手上的文件,接过委任令,很仔细地看着,并不时抬起头来端详着我。我一时忐忑不安,以为我承办的文件出了差错。正当我内心不安的时候,左权同志看完了委任令,签了字,脸上露出了笑容。亲切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以前怎么没见过你?”“老家在哪里?”热情的话语,和蔼的眼神,使我内心的不安消除了。“想不到军团首长是这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左权同志是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又富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家。他对党忠诚,对敌作战英勇,对同志诚恳热情,他不知疲倦地学习和工作。在他领导下工作,可以学到一个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应该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好思想、好作风。
红一军团司令部的参谋们都是二十岁以内的小知识分子,这在红军中已经是难得的人才,但要胜任高级司令部的参谋工作,仍然有一定困难。左权同志深知这一点,他在完成作战指挥任务的同时,对于行军路线、兵员补充、筹划给养、实力统计、通信联络、战斗报告等参谋业务,事无巨细,都一一过问,唯恐我们这些年轻参谋一时疏忽,造成战斗和工作的损失。他过问了的事,又不厌其烦地一一教给分管这项工作的参谋,让你从中得到教益。
长征途中,战斗非常频繁,生活十分艰苦,工作又异常紧张。左权同志无论工作多忙,对干部的成长总是放在心上,谆谆诱导,耐心帮助。
那是长征途中发生的一件事。部队四渡赤水之后,我红一军团从大渡河两岸向泸定急行军,执行抢占泸定桥的任务。大渡河两岸高山林立,悬崖陡壁,河边羊肠小径,蜿蜒曲折,军团司令部行军至冷碛对岸时,军团首长站在一个小丘上观察东岸我军行进的情况,我也走上小丘观看。下山后,正当我追赶队伍时,发现对岸残敌向我军扫射。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我左腿肚子。当时规定,为了减轻部队的负担,对负伤的团以下干部一般是就地寄放在老乡家中。对于我这个十九岁的红军干部来说,这时内心十分焦急。我不愿离开培育我成长的党,我舍不得离开红军,我眷恋着朝夕相处的同志们。
这时,我们的科长陈奇涵同志向左权同志汇报了我负伤的情况,请示是就地安置还是带走。左权同志听完汇报,立即决定将我带走。陈奇涵同志回来后告诉我,左权同志决定让我随部队行动,并从师里调了一匹骡子给我骑。正是这匹骡子,使我能跟着部队前进。每当我回想这件事,发自内心的对党感激之情,真是难以名状。
左权同志具有我军优秀军事家的品德。他酷爱学习,注意总结经验,虚心听取和采纳下级的建议,认真发扬民主。
在学习上,他有很大的韧劲,除了作战、行军外,硬是能坐得下来,钻得进去,有时秉烛夜读甚至通宵达旦。长征时教育科有两个用煤油桶做的箱子,装满了军事书籍。每当行军、战斗空隙,左权同志总是派警卫员来取书看,这种良好的学习习惯,一直坚持下来,直至光荣殉国。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仍勤奋学习,不耻下问。为了提高写作水平,他拜一位报纸编辑为师。他常用古人的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来自勉,并激励我们也这样做。
左权同志很注意总结作战经验,潜心研究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他认为这是传播抗战经验,实践党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指导抗日斗争的一项重要工作,因而每当总结作战经验,他都舍得花时间,舍得用力气。我值夜班时,经常看见左权同志屋内烛光闪烁到天明,我总暗自赞佩他的刻苦精神。
左权同志善于把战斗的具体经验,加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概括,写成军事专论。抗战初期,是左权同志革命斗争史中最光辉的一页,也是他军事才能得到最好施展的历史时期。这段时间,是我红军从1937年8月改编为八路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加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的抗战初期,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气焰最嚣张的时期。为了指导华北抗日战争,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气焰,左权同志于1939年7月和9月,分析了华北以至全国抗战的形势,研究了对日军作战的大量材料,回顾了我党坚持抗战两年的历史,连续撰写了《坚持华北抗战两年中之八路军》和《“扫荡”与反扫荡的一年》两篇专著。这两篇文章,以对敌我形势的马列主义分析,战略战术经验的成功总结,坚持华北抗战前途的科学展望,振奋了全国军民的胜利信心,给“亡国论”、“唯武器论”、“恐日病”以沉重打击,奠定了晋察冀、太行、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引起了世界进步舆论的关注。在这两篇文章中,左权同志对自己队伍中一些同志对抗日形势的过分乐观情绪,也作了恰如其分的批评,指出我们坚持华北抗日斗争最艰苦的时期尚未到来,日本侵略者必将回师华北,“扫荡”华北,因而争取华北抗战胜利仍需万分努力。这些中肯的分析和科学预见,已经为华北后来的抗战所证实,左权同志也是在华北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5月反“扫荡”战的后期英勇牺牲的。
长期的战斗生活中,左权同志善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也善于听取别人、听取下级的正确意见,造成下级敢于同他争论问题的民主空气。1938年10月,我随朱总司令从延安到八路军华北前线总指挥部工作。我在作战值班中,接到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来的作战电报,每晚几十份,有时近百份。这些电报数量多,情况多变,各根据地的关系、位置错综复杂。对于这些四面八方来的电报,总部既要及时向延安党中央报告,又要向蒋介石和阎锡山通报,还要向华北各根据地的我军和国民党军队通报。我初来乍到,对各根据地的关系、位置、山川河流的走向搞不清楚,就画一张草图附在电报后面。为了便于首长看电报和减少查找地图的时间,我起草了一份上报战报的规定,即上报战报要注明作战地点的关系位置。这件事得到左权同志的称赞。
左权同志是我军的卓越领导人。他对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作战原则有深刻的理解,胸怀全局,深谋远虑,英勇机智,精明敏捷,以卓越的军事才能贯彻党中央关于华北抗战的方针,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1940年5月,日军分三路向我总部驻地——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进攻。这时朱总司令已回延安,日常工作由彭总和左权参谋长负责。他们指挥总部警卫团同日军打麻雀战,以少胜多,巧妙地指挥部队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同年7月,为了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彭总同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等同志研究后,决定在日军华北兵力分散,铁路沿线守备兵力减弱的情况下,利用华北遍地“青纱帐”的有利条件,组织正太路一线破袭战。总部决定后,左参谋长亲自草拟电报,彭副总司令审阅签发,很快发给各区并报军委。在战斗开始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后,各根据地有不少武装力量乘敌伪仓皇撤退时,自动参加了战斗,自发地奋起追歼敌伪,加上原布置的二十二个团,共有一百零四个团。这就是有名的“百团大战”。
左权同志是爱护干部的典范。在长征途中,在抗日前线,他对于干部都给予教育、关怀以至鞭策,红一军团司令部的参谋们不少同志受过左权同志的表扬和批评。有一位搞实力统计的参谋,对实力情况、战斗力和装备器材的变化搞得很准确,文件写得也好,左权同志就要我们向他学习。
1940年7月,组织上送我去延安学习。临行时左权同志同我谈话,对我说:“你门门都懂一点,但门门不通,你应该精通一门,为我党和军队建设多做贡献。”但是,在延安我并没有学哪一门专业,在以后漫长岁月里,我也没有达到左权同志对我的要求,今天回想起来,深感内疚。
1942年6月初,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听到左权同志牺牲的噩耗,悲痛万分,延安各界为左权同志举行了追悼会,朱总司令写了悼念左权同志的诗: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拚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周副主席为《新华日报》写了代论:“遥望大河以北,……万千个左权同志的化身继着起来,千百万的人民和军队将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行见太行之巅,高树起左权同志的胜利旗帜,数十万八路健儿,北下平津,东出榆关,那便是我们的复仇期了。”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的诗文,概括了左权同志光辉灿烂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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