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彭总二三事

第5版()
专栏：

忆彭总二三事
戎子和
我是在1938年3月初在山西晋南浮山县山交村认识彭德怀同志的。此后，我在太行区工作时经常和他有接触。在军事、党政、财经方面，我听过他多次讲话，得到很多的教益，同时，也曾受过他几次批评。他严于律己、持身俭朴、不徇私情、反对浪费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41年到1942年，日本侵略者加紧对我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推行“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边区军民生活很艰苦。彭总提出“军民生产，厉行节约”克服困难的方针，他自己首先以身作则，带头执行。就在这期间，我看到北方局几位负责同志好久没有纸烟抽，就从边区税务局没收的几盒纸烟中，要了两盒送去。不几天，北方局召开工作会议，在会上，刘锡五同志（北方局组织部长）拿出一小包纸烟抽起来了，彭总看见了，问：“你这纸烟是从哪里来的？”刘说：“是戎子和送的。”彭总听后发了火，厉声批评了我。我听了他的批评，很悔恨。张友清同志（北方局宣传部长）见我难过，对锡五同志说：“好！这一下戎子和再也不会送烟给我们抽了。”
1940年2月底，抗日军政大学一部分学员从晋察冀边区转移到太行区。1941年后半年在校部驻地邢台县将军墓村举行五周年校庆，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由学校剧团演了两次戏，并请了当地县、区、村干部和几位统战人士会了一次餐。事后，彭总认为多花了一些钱，在一次会上，当面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次纪念会，是属铺张浪费。”到会的同志听了，为之肃然。
1942年5月，日本侵略者大举“扫荡”太行山我抗日根据地，彭总和一部分同志冲出重围后，集合了总部、野战政治部、北方局、太行区文救会等部分同志约100余人，从辽县十字岭一带转移到武乡东山一带，生活很苦。那时我也到了位于武乡的三军分区，得知彭总一行人马疲累，生活困苦，就动员专员邓肇祥、分区司令员鲁瑞林同志从各自机关养的猪中，送一头去慰问。肇祥同志同意了，鲁瑞林同志不敢送，说：“彭总的脾气我是知道的，如送去他不要，还要受责备。”专员见司令员不敢送，他也不送了。由此，可见彭总严于律己的精神和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作风，在干部中的影响是何等的深刻了！
1942和1943两年，晋冀鲁豫边区大部分地区，遭受几十年未见的大旱。为了度过灾荒，党号召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的干部和战士，每人每天节约3到4两粮食（16两1斤），军队每人由1斤半小米降到1斤4两，党政群干部每人由1斤4两小米降为1斤，并号召每人交干野菜100斤。部队后勤部门鉴于总部和一二九师几位领导同志体质明显下降，特提出给每人每月补助两斤肉，多给点面粉，少给点粗粮。这个提议被彭总知道了，立即找总后一位负责同志来，问明情况，并且指出：“度灾荒，要与人民同艰苦；我身体很好，不需要补助，如要照顾，只照顾一些伤残同志和病员，如蔡树藩同志等。”原来提出的那个办法，由于彭总不赞成，结果没有实行。
此外，还有一件令我难忘的事，是他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一次，我到他住的房子里谈话，看到他同浦安修同志共用一条只剩下半截的洗脸毛巾，已经由白色变成灰褐色，且有三、四处窟窿，他却舍不得扔掉，还继续使用。
常听见有人说，小节无关重要，只要大节不损就行了。也常听人说“小节不拘，终累大德”。当然，我们看一个干部和党员的好坏，主要以大节为标准，但小节也不能不注意，有些同志常常因为不注意小节，日积月累，终致铸成大错。彭总的这些小事，永远铭刻在我的脑中，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