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章怎样办合作社？

第8版()
专栏：

　　刘建章怎样办合作社？
林韦
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底所著《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有一段说：“地广人稀、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边区，要贯彻政府的经济政策，组织与倡导人民发展经济，就必须依赖真正群众化的合作社起杠杆作用。因此南区合作社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这里所讲的南区合作社，其领导人就是老共产党员刘建章同志。
一九四七年春节毛主席到刘建章的村上去时，曾经对他说：“你们为群众办了很多事情，你们办得很对，以后还应该更多的为群众办事。”
刘建章时刻牢记在心上的，就是要更多的为群众办事。凡是能帮助群众减少困难、增加收入的事，不管别人别社办过没有，他都尽力去办。一九三六年南区合作社创始时，只是以群众凑集的少数股金办一些消费事业，供人民以布匹、火柴之类的必需品，使人民省去跑路的工夫，卖得也较市上便宜些。一九三八年以后，他们的合作社进而组织群众运输、生产、办理信用业务。生产组织，有油坊、粉坊，一九四一年以后更有纺织厂（组织妇女纺织）、织袜厂、口袋厂等（消费业务除卖杂货外，更有药社、货栈、骡马店等出现）。这些生产组织虽然还不是生产者本身的合作事业，而是合股的雇佣企业性质；但却在吸收农村游资、发展手工业生产上起过相当作用。同时解决了若干失业工人与干部家属的职业和生活问题。在当时当地是有利无害的，切合需要的。运输方面，从沟门上一百多头牲口的运输队，发展到一九四三年的延安全县运输大队。人员一百八十七人，驮骡七百二十头（折合数），成为强大的运输力量。同年在沟门上成立信用合作社，以二千七百万元的股金历年放款达三亿元以上。以后蟠龙等地也仿办五处。毛主席在总结南区合作社的特点时，第一条就是“冲破了合作社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不拘守成规。”“以消费合作社开始；但它的事业，却发展到南区全体人民经济生活的各方面。”
刘建章领导的合作社，一方面为人民谋利益，一方面也是协助政府完成财政经济工作任务的有力机构。它把贯彻政府财政经济政策与谋取人民当前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办法是把人民对政府应缴纳的负担变成群众的股金入到合作社，由合作社经过周转取得利润后，代群众出负担。一九四一年以后的包运公盐与包交公粮，是最出色的例子。延安群众分散地各自到盐池去运盐交公，来回一趟一个月，只能驮一百五十斤。加上牲口的伤亡生病与路费，运一千五百万斤盐是消耗很大又难完成的。这时，南区合作社把应交政府的盐数折成价，让群众交钱或交其他要卖的物品给合作社，作为群众的股金，由合作社包运。运来盐卖出获利，替群众交公盐。包交公粮也是如此。一九四二年开展大生产运动时，农民怕多打粮要多负担，情绪不高。合作社便让群众按上年公粮数交与合作社（也可用他物折交），将来公粮如有增加，合作社负责。如有减少，多收之数还给群众。同时将群众预交公粮即作为群众的股金。这样，合作社固定了群众的负担，使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有的并愿预交二年公粮。此外，教育费、哨站费、有奖储蓄券等，都采取了这种办法。既省去政府个别收费之烦，也使群众将来可以增加收入。政府组织移民与救济难民中，合作社贷款、借牲口给移民、难民使用，也起了贯彻政策的作用。对这些做法，毛主席在总结中说：“它以公私两利的方针，作为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使政府、合作社及人民三者公与私的利益，个体与集体的利益，密切的结合起来。”依照毛主席指示的这一精神，刘建章在一九四七年三月以后的战争期间，曾组织包运军火、包送兵差、救灾等各种业务，获得不少成绩。
为着把群众微薄的经济力量组织成为强大的经济力量，他们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办法。上述在承办专门业务中扩大群众股金，是被广泛采用着的办法。除去各种生产入股与负担入股之外，一九四四年并创办了学生伙食供给入股。合作社为兴办一个小学，让每一学生每年入米一石，办教育合作社，以经营利润作为学生与学校一切开支之用。三年后即完全公费。这一办法，以后又发展到半工半读的合作职业中学。其次，是在储蓄性业务中扩大股金。其中包括养老扶幼信任入股（孤寡残废者入一定股金，由合作社按月供给衣食），放款入股（借信用社一万元，可顶一千元股金），存款入股（利息百分之五作股金），有奖储蓄与公债入股，金银首饰入股等。再次，是在交易中扩大股金。群众向合作社买犁、铧等农具时，将所付货款中超过合作社购入价格的部分作为买者的股金。有的农妇到合作社买棉无钱，即借给她几斤，织了布卖给社，除了偿还原借，其余作股金，并继续拿花去纺织。还有卖针入股办法：第一年按市价卖，第二年按三分之二，第三年按半价。买者三年所付针价均作为自己股金，三年后即可每人每年配针一小包（二十五根、够一年用），不再要钱。可惜到第三年正值胡匪进攻，将要配给的针埋锈了。
因为这合作社真能给大家办事，所以经过两次大灾难都没垮。一九四二年大水冲去大部资产，一九四五年物价暴跌，大量抽股亏损，都不久就恢复旧观。但在一九四七年战争时期再次损失全部资产百分之九十四以后，因刘建章和其他有经验干部全部在外工作（有的担任了省级合作领导干部），至今元气还未恢复。但刘建章相信，现在环境与物价已稳，只要将来有人好好干，一定还会干起来的。
刘建章因为长年地苦苦工作，现在害着脑病，一时不易全好。但他仍在担任延安专区合作社的指导任务。并使该区合作社业务由过去的单纯办消费进到收购猪鬃、皮毛、肠衣等，转天津出口；收购盐、碱、桃杏仁等向南运销。给陕北人民找出更多生产之道。从前这些物资大半赖私商收购，收价太小，农民吃亏，故多不愿生产。延区合作社适当提高价格，产量便逐渐增大。去年茹核（药材）只收四千斤（私商占一半），今年即收二十万斤（私商占十一万斤）。光这一项挣米三十万斤，换回棉花，解决了两万人的穿衣问题。
谈到他办合作社的经验时，刘建章强调提出几点。一是有供有销，不拘泥于一种或几种业务。二是民主作风，遇事征求群众意见，办有益群众的事，用事实去说服群众。三、组织形式不必拘泥。如监事会不起作用，就不必硬设。把理事会弄好就行。四、必须有一批有能力、懂政策、肯为群众办事的干部和积极分子。现在不够，应该赶快培养。往外调干部要照顾地方情况。五、国家对合作社应该多给点照顾，不要让个别合作社吃亏。（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