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冗弊多

第5版()
专栏：读史札记

官冗弊多
隋喜文
近日披览史籍，发现古人对于官多的坏处和省官的好处，论述颇多，摘录几则，对于今天精简机构也许会有所启迪。
职当于事与职浮于事
这个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事相当还是人浮于事。宋朝章如愚的《山堂考索·官制》上讲：“惟职当于事，则知所以为民；职浮于事，则徒知所以自为而已。”他认为，只有官吏的人数与承担的事情相当，才能利国利民，否则就只会“自为”、“病民”。这就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如果象宋朝包拯《论冗官财用等》中说的，自宋景德后四十多年间，官吏增加一倍多，“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包拯集》卷1）；象元朝后期那样，“十羊九牧，莫之适从”，造成“官冗于上，吏肆于下”，必然会加重人民的负担，导致国弱民穷。因此如古人所言，应当“使官必有职，职任其事”（《魏志·王肃传》）。关于人浮于事的危害，宋代杨万里在《冗官》中讲得更加明晰。他说：“宁以事胜人，无以人胜事。”什么叫“事胜人”呢？“数事而任一官也，以一官而任数事”，这样官少了，要办的事情很多，“居官者日无余暇，而身无余力，心无余思”，每天在职位上感到很紧张，压的担子很重，根本无余暇经营思考邪门歪道的事。当然，这样考虑问题有消极的成分。但是如果相反，“一官而数人居之，一事而数人治之，数人而居一官，则不竞其公而竞其私；数人而治一事，则任其功而不任其责，……此以人胜事之病也。”人胜事，就会导致营私和不负责任。在当时，虚职虚位很多，一个小地方往往五六个人任同一官职，一个小邑往往二三个人任同一事。杨万里认为，官冗如此，“国得而不贫，民得而不病耶！”
为官择人与为人择官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设立机构和职务，要从工作需要出发，不能因人设事。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机构就精简不了。机构的设置和规模，只能根据事情的需要，然后据以挑选合适的人选。对此，宋朝的许应龙在淳祐五年写的《减冗官疏》中论述颇详。他说：“为官择人，则官虽简而常若有余。为人择官，则官虽繁而常若不足。”安排多少官吏只能根据客观实际需要，如果相反，在正常需要之外，再考虑功勋、恩俸、摆平关系、照顾资历等因素而安排一些人去当官，因人设庙，因人设职，必然会造成官冗吏滥，“侥幸之门既开，奔竞之风滋炽”。只有“为官择人而不为人择官，则各称其职，罔事不举”，才能除去
“冗滥之弊”。
省官与省事
怎样做到省官？关键在于能否省事。晋代荀勖说：“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他把省事看成是省官的根本。他认为，汉初由于省事，“清静画一”，实现了省官，“光武并合吏员，县官国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减天下吏员，正始中亦并合郡县，此省吏也。”他认为后汉光武和魏太和年间所以能做到省官，就在于首先省事，“今必欲求之于本，则宜以省事为先。”（《晋书》卷39）古代所谓“省事”，就是减轻徭役，与民休息，集中力量搞农业、搞生产。这便是《晋书·傅咸传》上说的：“当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静事息役，上下用心，惟农是务也。”唐朝的陆贽提出的以“五要简官事”，集中地概括了如何做到省事：“废兵之冗食，蠲法之桡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无用，罢事之非要”（《新唐书》卷157）。这里的核心是“省事”，体现了古代“为政简易”的思想。当然，这里说的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候的所谓“政事”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不能相比。但是，就其精神而言，仍有可资借鉴之处。譬如，在我们的工作中存在的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多头指挥甚至瞎指挥，弄得下面无所适从，甚至劳民伤财，不是都在可省之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