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巍峙 |
1982-06-30 00:00 |
“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茶馆〉在西欧》代序
第5版()
专栏：
“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
——《〈茶馆〉在西欧》代序
周巍峙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具有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同时，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勤于学习的民族，善于借鉴各国文化艺术的精粹，汲收有益的东西。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文化交流丰富多采，发展形势十分喜人。
由乌苇·克劳特先生编辑的这本《〈茶馆〉在西欧》，就生动地反映了这种交流活动的一个新的侧面。
话剧《茶馆》是老舍先生1957年写就的。二十五年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茶馆》三百余场，盛况历久不衰，在广大观众中有许多《茶馆》迷。为了向欧洲观众介绍中国话剧的成就，去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去西德、瑞士和法国演出《茶馆》，这是我国话剧第一次出国表演。
话剧产生于欧洲。话剧移植到中国的大地上虽然年代不长，但它不仅发展迅速，而且是走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它是和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一起前进的，是和中国的革命运动密切联系着的；它吸引了许多文学家、戏剧家参加，所以它一开始就带着时代的风貌和中国民族的色彩出现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出现在广大人民的斗争当中。一些才气横溢、思想深邃的话剧作家出现了，他们创作了不少从思想到艺术都有特色的话剧佳品，受到了广大读者和观众的热烈欢迎。老舍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他一生勤奋，著作丰富，写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戏曲、曲艺作品；他更是用他精心制作的许多话剧作品来抨击反动黑暗势力，鼓舞人民斗争，赞美新的社会，歌颂党的领导。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
《茶馆》描写的是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一个社会断面，语言极其精辟而又带有北京方言的特色，它在话剧盛行的欧洲故乡是否能得到同国内一样的赞扬和理解呢？我的答复是肯定的，我积极支持这个戏出国演出。但是还有些同志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送《茶馆》到西德、瑞士、法国去访问演出的。西方观众对《茶馆》演出迸发出的有节奏、持续而又热烈的掌声，评论家和戏剧界一致的好评，不但打消了演员们的疑虑，使这三个国家接待者的心情从顾虑重重一跃而变为欢欣鼓舞；同时，也使国内戏剧界的担心变成了信心。《茶馆》为什么在欧洲也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
《〈茶馆〉在西欧》不但辑录了西方对《茶馆》的评论，而且收集了中国导演和部分演员这次出国演出的感受，因而从不同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西方的许多观众原来并不熟悉中国，特别是不熟悉中国的近代史，有些人甚至还怀有误会和偏见。但是，看过《茶馆》之后，许多外国观众“了解了中国五十多年的近代史”，“理解了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家”，明白了：旧社会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许多人感到《茶馆》中很多角色也生活在他们的社会现实之中，他们能在其中发现自己熟悉的典型形象。他们理解了《茶馆》，喜爱上了《茶馆》。《茶馆》使他们感到亲切，感到自己的心情和中国人民是相通的。
通过对北京一般市民生活的描写，反映出整个中国五十余年中深刻的社会变化，这正是老舍先生的功力所在。西方的戏剧专家和评论界都高度评价《茶馆》，一致认为它是老舍先生的经典之作。但是，一个优秀的剧本要成为一场成功的舞台演出，还需要通过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通力合作才能实现。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但有一批优秀而卓然不群的艺术家，而且还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创造集体，表现了相当完整而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里，我怀着十分怀念和尊敬的心情特别提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总导演、已故的焦菊隐先生对《茶馆》演出的特殊贡献。焦菊隐先生非常热爱话剧，又十分熟悉欧洲戏剧艺术，几十年中翻译并导演了数十种中外名剧。他是一位戏剧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也是一位在导演艺术上有个人独特风格的艺术家。长期以来，焦菊隐先生不断尝试如何把外国的话剧理论同中国传统的表演方法相结合，努力摸索一条中国自己的话剧表演道路。《茶馆》的演出可以说是他多年探索并和人艺的艺术家们长期和谐合作的结晶。《茶馆》的人物造型、舞台调度、节奏控制等诸方面都不露痕迹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长处，是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地道的中国话剧。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三十年来，和许多著名剧作家、导演合作，排演过一百四十多个形式、风格各异的中外剧目。这样丰富的实践，培养出了很多修养较深、舞台经验丰富的表演艺术家和美工师。正是因为演员们曾下大功夫去研究历史，体会生活，琢磨角色，在表演中生动地再现了老舍笔下每一个人物的典型个性，在这些演员身上“流动着的是老舍剧本里面人物的血液”，才使得《茶馆》中的每一个角色都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舞台工作各部门的表现和配合，也十分完美，能比较准确而又形象地再现了老舍笔下北京各时期的历史风貌。
《茶馆》象中国传统的白描风俗画长卷，既有历史时代的统一特征，又有个性鲜明的不同人物，形象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各个生动的侧面，朴素、自然而又有声有色。
《茶馆》象中国的古典诗词，集形象、情绪和节奏于一个完整而精练的格局之中，余味无穷。
西方艺术界流派很多，话剧界更是如此。但这三个国家的戏剧家、评论家和观众一致充分肯定了《茶馆》在坚持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民族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他们欣赏我们民族特有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他们说在表现方法和形式上，他们和我们也是相通的。
《茶馆》在国外受到热烈欢迎，与本书的编者乌苇·克劳特先生多方面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乌苇·克劳特先生是在中国工作的西德专家。在中国的几年中，他交了不少文艺界的朋友。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的文化艺术——于是，他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茶馆》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茶馆》恢复上演，他一连看了二十几遍。他熟悉每一个角色，也熟悉了每一位演员。在中国同志们的协助下，乌苇·克劳特先生翻译并在西德出版了《茶馆》的德文剧本；他热心赞助西德曼海姆民族剧院提出邀请《茶馆》访问西德的建议，为此他还想了不少帮助德国观众理解《茶馆》的好办法。《茶馆》在西德、瑞士演出期间，他又自始至终非常出色地担任了现场同声传译和解释剧情的工作。一个对汉语知之甚少的德国人，完成这些工作需要做出多大的努力啊！但乌苇·克劳特先生以他的热情熔化了所有的困难，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切：不但沟通了文字，打破了语言的障碍，而且沟通了舞台上下的情绪，把西方现代的观众带进了中国古老的茶馆，使他们感到“茶馆渐渐失去了它的异国情调而变得仅是咫尺之隔了”。
1946年老舍先生去美国讲学，在国外看了不少戏。他从国外写信给国内一个杂志的编者时曾十分自豪地说：“……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具有了很高的成就。自然我们还有许多缺陷，但是……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请把上面这句话告诉剧界诸友，请他们继续努力前进吧！”
这是三十六年前老舍先生说的一段话，联系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话剧事业的长足发展，话剧创作和演出水平的提高和成熟程度，联系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欧洲演出《茶馆》获得成功，我想用老舍先生这一段话来结束我这篇短文，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茶馆〉在西欧》一书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序文本报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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