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惜深谈易歇”

第7版()
专栏：

“常惜深谈易歇”
叶圣陶
老友剑三谢世之后二十五年，他的令郎济诚、立诚二位同志特来看我，好久不见了，谈叙甚欢。二位带来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统照文集》前三册赠我，说文集共有六册，后三册正在排印中；又说我是他们父亲的老朋友，希望我写一篇跋收入第六册，无论谈什么都是具有纪念意义的。剑三的形象如在目前，剑三的诚笃永记心头，济诚、立诚二位的嘱托又那么恳切，我毫不迟疑答应了下来，说我虽然心思滞钝，目力不济，这篇跋文一定写。
我要从五四运动那时候说起。那时候我在苏州乡镇上一所高等小学里当教员，接触的朋友只有十几位同事和镇上的少数人，知道外间情况只靠入夜才由邮递员送到的一份上海报纸，真可谓孤陋寡闻，跟时代脉搏不相应合。而当时在北京的大学生跟我根本不同。五四运动的酝酿和爆发都以大学生为主力，中学生为助力，进步的大学中小学教师也是共谋协力的伙伴。那些大学生活跃极了，集会结社，演讲讨论，办杂志，编副刊，如剑三，振铎，许地山，瞿世英、耿济之诸位，都是这样活跃的大学生，与我这个乡镇上的小学教师属于不同类型。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成立，十二发起人中有我，其他十一位中，我只认识郭绍虞，是幼年的熟朋友，还有剑三、振铎，地山、世英、济之，雁冰和其他四位，我全不相识。是振铎写信来邀我作发起人的，其时才通过两三回信，还没见面。同在1921年初，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革新，由沈雁冰主编。那年的第一期中登载了文学研究会好多位会员的作品，好比集体亮相，其中有剑三的和我的。近年来看雁冰在《新文学史料》里的《回忆录》，他谈到初编《小说月报》的时候，约稿大都与振铎商量，收稿大都由振铎经手的。当年我的稿子确由振铎转寄雁冰，而北京诸位的稿子全是振铎汇寄上海的。于此可见《小说月报》的革新是雁冰、振铎二位协力的成果。在革新的《小说月报》发表作品的大多先在报刊上登载过文章，有的已历两三年，有的年数更多，如剑三，1917年就开始写白话小说了，这又可见雁冰、振铎二位的选择和安排是成竹在胸的。
1922年，振铎伴送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从上海到北京，我与他们结伴同行，到北京大学任讲师。这时候才得与许多通过信的或者慕名的朋友见面，于是开始认识剑三。这一回我留居北京为时极短，因为家里有事，就请假回南了，所以与剑三谈叙不多。别后通信，或论文事，或为稿件，或因其他事项，如今回忆，也说不上频繁。最不能忘怀的是1931年剑三到上海之后来我寓所好多次访问，以及1935年我迁回苏州之后他来苏州的一次专访——那次还同游太湖的东西二洞庭山。我生平有这样一种经验：在集会或宴饮间与友好谈叙，总不及在家里与友好促膝相对的舒畅愉快，几乎达到彼此忘我的境界。首先是来客与我母我妻以及孩子们熟得象一家人，随便说笑，共同吃喝好象不是什么客人。待到与来客促膝倾谈，彼此的顾忌、虚骄、自高、自卑等等破盔烂甲全都卸除了，真所谓赤诚相对，如见肺肝。谈叙的也不一定是什么深文大义，高见卓识，有时候竟是街谈巷议，米盐琐屑。也会引起争议辩驳，甚至面红耳赤，结果却相对一笑，你谅解我的偏执，我想到你的脾气，就丝毫芥蒂也没有了。这真是友情的升华，无上的妙趣，可遇而不可求的。在其他场合，如园林同游，酒店共酌，旅舍联床，也会进入这样的境界，总之是唯有两人相对的时候。我把这样的谈叙叫做深谈，在追念故友朱佩弦的长调《兰陵王》里有一句“常惜深谈易歇”，就是说这个；事后回想，妙趣无穷，但是已成陈迹，不知道何时重享此乐，就不免惜其易歇了。生平结识的朋友不计其数，而感到“常惜深谈易歇”的才十几位，不能不说是极少数；剑三却是极少数中的一位，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地叙明，在他谢世已经二十五年的今天，我仍然忘不了与他历次的深谈。
我与剑三叙晤的日子实在不算多。抗日战争八年，他留居“孤岛”上海，我全家入川，寓居重庆、乐山、成都三处。待我1946年春回到上海，他在前一年7月间回青岛去了。这期间通过好几次信。他的信恳切深挚，殷忧和热望交织，大义凛然，可惜我迁徙频繁，散失屡屡，一封也没有保存下来。1949年春，我与好多位老前辈和熟朋友北上，3月14日到达济南市，其时青岛尚未解放，振铎曾经提到可惜不能去青岛访问剑三，彼此怅然。那年夏天第一次文代大会召开，我才得与剑三重逢，暌违已经十多年了。1957年我追悼剑三的诗中说：
解放欣良觌，积愫获畅宣。
岁必一叙首，此乐尤逾前。
而君呈衰象，骨出肤弗鲜，
吁吁时喘气，旧嗜摈卷烟。
所幸衰老貌，意壮神故全。
为言新社会，人人有仔肩，
贡力惟恐后，群利最当先。
复言笔未疲，尚拟草数编，
取资于近史，如汲不涸泉。
我这些诗句极浅薄，却是剑三当时的实况。那几年间他意兴极好而身体越来越差，虽说“岁必一叙首”，而集会时繁忙，空隙时间又各有业务上的工作要做，深谈的机会就很少了。
剑三一生六十年间，写作生活占三分之二，论体裁几乎各体齐备，论出版遍于各地主要的书店和出版社。如今汇集从前出版的书和少数未印的稿子编成他的文集，全部是六厚册，我视力衰退，勉力翻看目录，没有见过的非常之多，读过的只占一小部分。这是有原由的。解放以前出一种书只印二三千册，又实行所谓“版税”制，待书籍销售之后才结算报酬，所以朋友之间互赠新印著作的风尚还没有形成。我记得《小说月报》革新之后，剑三登载在上边的所有作品我是读过的，还有我经手的他的若干稿件当然读过。特别要提到《山雨》。剑三在《山雨》的跋里记叙1931年8月间我们同游江湾叶家花园的时候，他告诉我打算写两个长篇，其一就是《山雨》。他说《山雨》“意在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他说“圣陶都极赞同，希望我早日完成”。他叙得这样简略，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叶家花园的会晤也是一次忘不了的深谈。1932年下半年《山雨》写成就交给我，我先睹为快，立即付排，依次校对全书的校样，那种乐趣在他人或许是难以了解的。
剑三的文集不久就将出齐，以前我读得不多，现在正好补读；再说，我虽然不是完全闲空没事，可是经常的业务工作没有了，时间也还富裕。最可憾惜的是我的视力极度衰退，所有出版的书籍报纸都不能看了，戴上眼镜再拿起放大镜也无济于事。朋友们厚爱我，每出一种新书都以签名本赠与我，而我只能看作珍品，收藏在书橱里，十分辜负了朋友们的厚意。剑三的文集出齐的时候当然也是如此，呜呼剑三！真对不起他。
1982年8月25日
〔编者附记：此文是叶圣陶同志为《王统照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作的跋。题目是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