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瑜 |
1983-01-31 00:00 |
哀思和忆念 潘汉年董慧同志二三事
第8版()
专栏：连载
哀思和忆念
潘汉年董慧同志二三事
唐瑜
一：混沌
你被“推倒”的时候，大地的一角发出了闷雷似的巨响，良久、良久，才象山谷中的回声，渐渐消逝。
那是1955年夏天的事。
那一天，艳阳高照，我的心上却蒙上了一层深厚的乌云。从早晨看到报上逮捕“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新闻之后，耳朵里一直在嗡嗡地轰响，脑里混沌一片，眼前是一团灰蒙。我想我必须提早回家；我是早已熟读材料，经过多次的谈话；我早就应该有对这个“反革命分子”满怀愤恨的心情了。可是，妻前天晚上还在谈论他大概是改了行期，否则应该早到北京了。她哪里知道，一个巨大的事件正在酝酿中，马上，就要爆出了。
妻初见潘时，只见其人神采奕奕，态度温文，谈吐尔雅，平易近人；并没有人们所描述的神奇人物的特征，但这人却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断定管不好上海的主要治理者之一。总之，看不出来象个官。然而，在她家乡上海短短几年间的业绩，她的体会是尤其深切的，她感觉到党因为有这种模式的党员而给党增添了绚烂的光辉。这个在她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如今一下子崩塌了，我将如何作解释？！
回到家，我瘫倒在沙发上，一闭上眼，报上那一行行的字都在跳跃。中午过后，我听到铁门轻轻地推开了，一个啜泣的声音由远而近。走进屋，她张大泪眼，瞪视着我，冲上前，扑倒在沙发上，放开嗓门嚎啕痛哭。哭也许能使人得到某种解脱，我没有劝止妻；条件反射，我也淌下了泪。
一个多月前，我出差广州回京，途经上海时，潘接了我同到国际饭店十四楼，杜宣也在那里等他谈剧本的事。在车上，他说他要去北京，我说我们正好一起走，但他还有别的事，于是我单独回到北京。
过了几天，吴祖光来问我有没有见到小开（潘的绰号，我给他写信时则称之为K），他说青岛寄来一封信，有两个人坐汽车赶到他拍外景的场地，要他马上回家取这封信。他认为必有严重的事，我当时也摸不清底细。接着，我看到有关他反革命罪证的材料，同时报上以快速的步伐在第一版用通栏大标题宣布他的罪行。
妻放声大哭，把小儿子也吓哭了。孩子，你可会知道，那位在照相簿上贴着你照片的昨天的潘伯伯，今天已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了。
我的眼泪一串串流下。是为潘而流的吗？……
二：苦忆
往事如烟。根据公布的“罪行材料”，从时间推算，1939年夏秋以后，潘汉年已经是投了敌、当了叛徒、内奸、特务、反革命分子了，他竟能埋藏如此之深，隐蔽如此之密！
1939年日军滥炸重庆，《救亡日报》航空版的小印刷厂厂房炸毁了；为了解决工人的生活和迁厂问题，我几乎每天奔波于重庆的郊区乡间。一天，在小龙坎遇到一个朋友转达潘汉年的口信，他要我去香港搞出版工作。同时，一位姓郑的朋友也来信要汇一笔钱给我，我请郑把钱交给那时在香港剪辑新闻纪录片“抗战特辑”的吴蔚云替我购买幻灯器材。等我解决印刷厂的问题时，我的脑子也比较清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是不可能让我搞宣传抗日幻灯的，于是，这年冬天，我到了香港。
我在香港遇到我在仰光经商的哥哥。我告诉潘，他眼睛一转，突然问我：“你到仰光去好不好？”我笑笑摇头。他就对我谈他的在仰光搞一个据点的设想。我介绍我哥哥和他见面，由我和蔡楚生当翻译。爱国主义加上革命道理，综合官话加双手比划很快说通了，我和蔡只是偶尔作必要的补充。哥哥答允为我专开一家公司，由我担任总经理。哥哥离开香港时，潘交给他三个人——范长江、蔡楚生、陈曼云（潘的助手，蔡楚生之妻，“文革”中备受折磨致死）的照片，由他在仰光办理入境证，随后，我也离港经越南、昆明转乘飞机去仰光。
1941年春，潘打电报叫我去港，他告诉我：因皖南事变，周公（指恩来同志）为了保护留在重庆的一批文化人不遭国民党迫害，已从几路撤退，有的已去延安，可以在香港、海外活动的尽量到香港、仰光。他向我了解仰光的情况。当时已有一些人陆续到港，我们商量筹集了一笔开办剧社的经费，然后叫我乘飞机去重庆转回仰光。
我到重庆的次晚，孙师毅陪我去曾家岩50号见了周恩来同志，向他作了简单的汇报。在我到仰光后不久，就陆续来了一些人。
之后，潘又来信说：“旅港剧人协会已演出了第一个戏，下次你再来时，可以看到金山演的《马门教授》了。”
一个投敌的叛徒、特务，关心这些干什么？难道这不正是他在敌人面前立功的机会！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潘又忙着撤退香港、仰光的自己人。那时有好些和我这个据点素未蒙面的人来找我，我的运输公司买卖兴隆（后来，我在重庆《新华日报》春节聚餐时碰到这些顾客）。以后很久没有潘的确切消息，但对他的武侠式的传说，什么坐着高级轿车长驱直入敌方某要人公馆啦，什么敌方一个官员在大会上训话时，举目一看，他的上司——潘赫然在座，原来潘是为了一批军火的转运，只得冒险来找他，等等。一些熟朋友都非常高兴，也乐于传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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