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涤新 杨放之 徐迈进 于刚 |
1983-02-23 00:00 |
对党忠心耿耿 对同志爱护体贴——回忆熊瑾玎同志
第4版()
专栏：
对党忠心耿耿 对同志爱护体贴
——回忆熊瑾玎同志
许涤新 杨放之 徐迈进 于刚
熊瑾玎同志在“四人帮”横行、人妖颠倒的日子里，于1973年1月24日饱含忧愤，与世长辞，已经十年多了。1966年，周恩来同志在一份证明材料中写道：“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这是党对熊瑾玎同志作出的公正评价和崇高奖誉。1973年1月，熊瑾玎同志病危，周恩来同志亲临医院探视，望着昏迷不醒的瑾玎同志，关切而沉重地问朱端绶同志：“熊老留下什么话吗？”端绶同志把抄有两行字的纸条递到周总理面前：“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数十年革命情谊充分表现在质朴的诗句中。
我们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艰苦复杂的条件下，在瑾玎同志任总经理的《新华日报》工作过的人。今年1月11日恰逢《新华日报》创刊四十五周年。回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熊瑾玎同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艰苦奋斗；对工作兢兢业业，惨淡经营；对革命同志爱护体贴，关怀备至，亲如手足。这一切至今仍给我们以激励和教益。
瑾玎同志是湖南省长沙人，生于1886年。早在1918年他就参加了毛泽东同志在长沙组织的“新民学会”，担任过毛泽东同志创办的“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的教务主任和董事。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这个危难紧急的时刻，瑾玎同志以大无畏的气概，不顾个人安危，蔑视敌人的屠刀，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入党后，先后在湖北省委和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1928年，他在上海担任党中央的会计，负责建立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秘密机关和中央同各地党组织通信联络的地址。为此目的，他以商人的身份找到一所房子，楼上三大间，供政治局开会办公用，在这里挂了“福兴”商号的招牌。楼下是一个私人医院。瑾玎同志就成了“福兴”商号的“老板”。当时的地下工作环境，需要有家眷作掩护，经组织批准，瑾玎同志和朱端绶同志结婚。“老板”和“老板娘”的亲昵称号是中央领导同志从这个时候叫起来的。这个供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商号”，从1928年4月一直到1931年7月，保持了三年多的时间，经常来往的中央领导同志有二三十人。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关向应、罗登贤、邓小平等同志都曾到过这里。夏衍和其他一些同志也到过这里。由于瑾玎、端绶两同志谨慎细心，严密周到，这个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存在的党中央秘密机关，始终没有被敌人发觉。
为了建立更多的秘密联络地点，瑾玎同志还主持开办了三个酒店、一个钱庄。此外，还同毛泽民同志经营了一个印刷厂，同钱之光同志经营了一个织绸厂，同曹子建同志经营了一个小洋货店，还加入了一个大型布店为股东。这些地方有时也作为中央临时开会、接头和接收文件的地方。
1933年4月8日，瑾玎同志去法租界给贺龙同志的家属送生活费，不幸被捕。在敌人严刑拷打和残酷折磨下，瑾玎同志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在监狱里，英勇机智地组织难友为改善生活条件进行顽强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黑暗的牢房里，他写下了不少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诗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党中央向国民党严正交涉和斗争，瑾玎同志和许多“政治犯”一起被释放出狱。
1937年，蒋介石被迫接受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并被迫同意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我党机关报的要求。1938年1月，《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蒋介石口头上答应《新华日报》出版，实际上多方阻挠破坏。在这样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党组织任命瑾玎同志为《新华日报》的总经理。
当时在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统治下，公开出版党报，困难是很多的。瑾玎同志不顾国民党顽固派处处刁难，设置障碍，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费尽心血，经过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使党报顺利地展开了工作。1938年下半年，日寇逼近武汉，国民党反动派准备放弃武汉，西逃重庆。在这样严重形势下，党决定派瑾玎同志带领一部分工作人员，先期赶到重庆，进行筹备工作，准备在武汉失守后，《新华日报》在重庆继续出版。但国民党反动当局不给交通工具。瑾玎同志租了两只大木船，带领着几十个同志沿江西上，帮助船工摇橹拉纤，渡过三峡天险，经过两个多月的艰难困苦，到达重庆。他们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保证了在武汉失守的第二天，《新华日报》紧接着在重庆继续出版，没有间断一天。
那时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军政机关、企业学校、社会团体都向这里集中，房子非常紧张。瑾玎同志经历无数艰辛，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三次为《新华日报》更换馆址。最初报社设在重庆市内西三街。1939年日寇飞机大轰炸后，报社搬到磁器口，但房子太少，不够用。最后才在重庆郊区化龙桥租到一块地皮，修建了编辑部、印刷厂、食堂和宿舍等简陋平房。从此，《新华日报》有了自己的工作阵地。此外，它还在重庆市内民生路建立了营业部，在七星岗建立了采访部和发行科，在南岸、沙坪坝、北碚等地建立了发行站。还在虎头岩和庞家岩设置了职工宿舍和托儿所。今天的年轻同志也许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新华日报社要分散在这么许多地方。这正是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中身居虎穴，四处荆棘，步履艰难的反映，也说明瑾玎同志为了安排党报的办公用房和生活设施，要耗费多少心血，又要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多少艰苦的斗争啊！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办报，除了房子、机器设备等外，最大的困难是纸张问题。当时大片国土沦陷，国民党政府偏处西南一隅，经济凋敝，重庆纸张供应十分紧张。国民党顽固派采用一切卑鄙手段，多方阻挠，甚至威胁纸商不许卖纸给我们，企图断绝纸张来源，扼杀《新华日报》。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瑾玎同志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经过各种形式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首先，同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合法的斗争，要求国民党当局公平合理地分配纸张给我们。我们在重庆报业联合会上，理直气壮地揭露他们歧视、封锁的阴谋，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分配一定数量的纸张给我们。此外，从市场上收购一些。但《新华日报》每天用纸四五十令，加上印刷《群众》周刊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用纸量很大。这些纸张来源是远远不够的，主要还是依靠自力更生。
1940年3月，瑾玎同志派苏芸同志以商人的身份到产纸地梁山购纸和筹办纸厂。在那里找到一个同情我党的纸商，同他达成协议，主要由《新华日报》投资、出人管理，由他出面，在梁山办起一个“川东纸厂”。以后瑾玎同志又派人到重庆北面产竹子的岳池县，办了一个小型纸厂。这些纸厂不仅长期保证《新华日报》的纸张供应，还尽力帮助解决“读书”、“生活”、“新知”等进步书店的用纸，有时对于当时有进步倾向的《新蜀报》也给予纸张的支援。
那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经费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是皖南事变以后，经费更加困难。瑾玎同志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表现了出色的经济领导工作的才能和坚定的革命毅力。他依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友好人士的支持，开辟财源，节约开支，度过了十分艰难的岁月。
瑾玎同志非常关心报社同志的生活，当时职工薪金菲薄，更没有多少福利待遇，他总是想方设法为大家改善伙食，增加营养。对有病的同志，更关怀备至。1942年，国民党当局配售给发霉变质的“平价米”，使许多人患了严重的浮肿病。瑾玎同志是祖传中医，他查阅医书并和熟悉的医生研究，除用药物治疗外，并以麸皮和红豆给大家食用，逐渐恢复了职工的健康。尽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仍然抽出时间为同志们诊脉处方，有时还亲自过问病人的吃药和护理情况。女同志生小孩，他总要开处方，并嘱咐产后调养。有的同志病重，他总是设法送到那时重庆最好的医院治疗，还抽空看望，解决困难。在报纸发行工作反封锁的斗争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殴打致伤的报丁报童，他总是亲自慰问并安排调养治疗。瑾玎同志关心同志疾苦，体贴群众困难，把温暖送到人们的心坎上。在瑾玎同志六十寿辰时，报馆职工送了一幅绣着“治病救人”四字的锦旗给他，以表达对他的爱戴与感激之情。瑾玎同志，你的革命品德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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