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江永絮

第3版()
专栏：

她，就是江永絮
本报记者　郭伟成
她的遭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同情、有共鸣、也有非议。无疑，她是一个处于漩涡中心的、有争议的人物。
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在衡阳，一些流言说她是个“私心很重”的人。可是，为
了工厂的产品，她献出了一只眼睛。在这之后，她记挂的是如何让别人避免同样的不幸。
她很好认，左眼失明是最明显的特征。我在衡阳南郊白沙洲的湖南省柴油汽车修制厂总工程师室见到了她。她四十岁上下；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着一条满是油腻的裤子，蓬蓬松松的头发显得稍稍有些散乱。这真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了。初次见面，一时没有合适的话题，便谈起了眼睛。
1976年，这家工厂生产的汽车曲轴冲击值达不到要求，需要对材料中的钍含量进行分析实验。钍是一种放射性元素。在这以前，厂里还没人做过这种化验，只好依据参考书上的操作规程进行。书上明说这一化验有爆炸的危险。2月9日午后，化验正在紧张地进行，突然“轰”的一声巨响，炉上烘烤的量杯爆炸了。玻璃通风橱炸碎了，一块碎片飞进她的左眼，顿时，血流满面。她的丈夫闻讯赶到医院，嚎啕大哭。而她，却平静地安慰伤心的丈夫：“不要紧，失去左眼还有右眼。即使失去双眼，还有双手和双脚，还可以为祖国服务。”
“为祖国服务”，这是她在最痛苦的时候仍然怀抱着的坚定信念。在医院里，她没有悲观失望，更没有怨天尤人。当她勉强可以用右眼看东西时，就怀着虔诚的心情，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报告：“我可能双目失明，也可能留下一只眼睛。我不能自暴自弃，不能离开党。我有勇气向党提出入党申请。我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但不能失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念。”
为了取出左眼中的残留物，党组织送她去长沙、上海、郑州就医。在上海，她又写下第二份报告：“为了从爆炸事故中吸取教训，我曾趁机到上海柴油机厂、上海材料研究所等单位，向有关工程技术人员面谈事故原因。现将他们分析的有关情况汇报如下……。”一个知识分子对事业的热爱和追求，油然纸上。
1977年5月，她在郑州动完手术，揣着全休两年的假条回到衡阳。两个月以后，她特意选择7月1日党的生日那天重新走进了化验室。对于那次原因不明的爆炸，她一直耿耿于怀，决心重做一次。她终于找到了爆炸的原因，并且郑重地把自己的体会写信告诉了化验时依据的那本书的编写单位，希望把它补充到书本里，以免别人再遭不幸。
不过，对有些人来说，她这一只眼睛的代价是无谓的：“冲击值不够的原因未必在于钍元素的含量上，况且，谁也没叫她去搞这种化验”。一个科技工作者对事业的追求付出了如此超乎寻常的代价，可是，在那些另有一种价值观念的人的眼里，却难以理解，得到的竟是误解，甚至曲解。于是，她又要付出另一种代价了。
有人以为，搞科研，出成果，对于象她那样的知识分子来说，只不过是表现自己、谋取名利的一种手段。但是，她想的却是总结前人和自己的实践，给他人搭好前进的阶梯，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
在她看来，没有比化验室更好的去处，也没有比化学元素更迷人的东西。她克服了一只眼睛在化验分析中的种种困难，努力在科学实验的道路上登攀。节日、假日，别人休息了，她仍然躲在化验室里工作。丈夫重病住院一年半，她没有请过一天假。白天工作，晚间护理，夜里上班，白天服侍。年迈的母亲在昆明病危，她匆匆赶去探视。手术后，母亲刚脱离危险期，她又坐上了北去的火车。她只在母亲身边呆了三天！又有一回，她正在进行一项科研攻关，十多年没见面的叔叔从澳大利亚回国参加广交会，来信叫她去广州相见。叔叔为国内亲人准备了厚礼，还特意说明负担他们去广州的车旅费。哥哥姐姐去了，唯独她没去，她在攻关！叔叔气得责怪她“六亲不认”。在一次科研攻关时，为了做好元素镁的分析，她在化验室里呆了一整天。一次又一次的试验，始终不能消除一种她无法解释的现象。下班后，她回到家里，顾不上吃饭、洗澡，又埋头查资料、找原因。当她突然发现一个可能解决问题的方案时，拔腿就往实验室跑。
1980年4月，在衡阳市科技大会上，她“连中三元”：三篇论文获得一个一等奖、两个二等奖。当然，其中有一篇是在攻关小组同志们共同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从理论上概括而成的。她没有想到，这竟招致了那么多的非议，直到今天还是她的一条“罪状”。做人难，知识分子做人尤其难。她领悟到这一点，还是后来的事情。为了帮助更多的化验员掌握经济合理的分析方法，她细心地把实践中的体会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利用三年多的业余时间，编写出十多万字的《化学反应一万例》，并把它交给了衡阳市科技情报研究所。1980年11月18日，情报所在给工厂的信里肯定了这部资料的价值：“……不仅对从事化学分析、教学人员颇有方便之处，而且对广大化验工较有参考价值。”想不到，厂里却有人说：“这信什么意思？这无非对她个人有利。”她茫然了。虽说已是“不惑之年”，反到更“迷惑”了。辛辛苦苦想为祖国多作些贡献有什么不对？她想谋取什么？还是听听她在编写《一万例》时是怎么说的吧：
“如果我们每个化验员都能在承接前人智慧的同时，摈弃那些陈腐的教条，减少一些盲目性，不仅能作好工作，还能为国家节约宝贵的化学试剂。如果每一个化验室都为国家节约一些，那我们能为国家创造的价值就更为可观了。”
这话，能净化人们的灵魂！
“她总是把人大常委的名义挂在嘴上”，“开口闭口‘权’。”多么可怕的议论：一个有“权欲”的危险女人！可是，她用人民代表的名义为的是替群众办事；她要的是工作的职权。
1980年，她当上了人民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于是，她慷慨地把自己的爱和一向吝啬的时间贡献给了人民群众。凭着一副热心肠，她东奔西走收集群众的意见，为群众办事。有一位新调来的厂领导全家住招待所，生活诸多不便。新宿舍落成了，还没有安排，她就急忙找着这位领导，劈头就是一句：“你是领导，可不能搬！群众看着你。”她就是这么快人快语，从不想想效果如何。有个退休工人身患重病要进城就医，她帮着找车。厂里没人理她，她只得向邻厂求援，并说明了自己是“人民代表”。结果冷言冷语来了。什么“开口闭口人民代表”，“以人大常委的名义办私事”等等。奇怪，为什么不能说自己是“人民代表”呢？不知为什么，她就是常常碰到这种非议。不过，要让她把什么事情放在肚子里弯弯绕，那可是更难的事。她喜欢明明快快地做人，简简单单地行事。所以，她常常显得主观、简单，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对她的非难。她不很清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测定化学元素相比，哪个更复杂。也许，她在化学的“迷宫”里走得太多了。十年内乱后人们早已习惯的那些事她看不惯。她苛求自己也苛求别人。有人用化验报告单当信纸、手纸，她要管；有人在化验用的反应炉上烧水、热饭、烤尿布，她要说；她只知道化验错了要扣奖金，无故缺勤要打旷工。她把这看得那么自然，那么天经地义。如果得过且过，大约不会碰上麻烦。如果她多一些“和风细雨”，本可以和伙伴们的关系搞得融洽一些。
“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果然，非议跟着来了。领导宣布她统管化验室工作后，她起草了《化验室节约办法》、《化验工程师技术人员职责条例》，未经大家酝酿，就贸然宣布，要求领导支持，大家执行。她说：“国家有困难，我们要为国家分忧；化忧国之心为效国之力，今后要节约开支，一分钱分两半用。”在《职责条例》里，她提出工程技术人员（化验室只有她一人，其他都是化验工）要“负责化验室一切技术、业务、管理工作，对化验员进行业务指导；确保化验数据准确、及时为生产服务；发现疑问有权要求化验员重做，以求得准确结果；有权召集本室业务分析会议进行化验质量分析……。”唉，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了。
权，权，她要“有权”，不是名利是什么？流言蜚语从化验室到检验科，从科室到厂部，又刮到衡阳市的某些机关。这风，这浪，冲击着她，在她身边形成一个个漩涡；她挣扎着，象一棵小草。她不识时务，好象在进行学术上的争论，一定要搞得一清二楚。她又写报告了，人家都讨厌透了：“有完没完，一写十几张。”不管，写！“由于本人任职期间有职无权，虽然不断发现重大差错多起，但科领导未给支持，致使差错继续发展，严重影响生产，给国家财产带来重大损失”，“为使国家财产少受损失起见，我要求定期抽样校对，及时纠正差错。”还要“有职有权”！让人多么难以理解。你以为这是科技人员的责任感，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可它毕竟同世俗的习惯势力格格不入。结果，可怜的“管理权”充公了，连化验室都不让进了。她这才感受到了真正的痛苦。
她该偃旗息鼓了。不然，也可以“泡病号”。左眼因公失明，早期白内障又在威胁着右眼。排斥、打击、非难，接踵而来，珍贵的光阴蹉跎了。她悲观过，也失望过，甚至想把原先出国治疗眼疾的念头改作投亲靠友。哥哥、弟弟在法国，叔叔在澳大利亚，哪儿不能混口饭吃？可这对于一个一心想“为祖国服务”的归侨，难道不是悲剧吗？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她放弃过法国国籍。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似乎要重新考证她的爱国心了。
她爱国吗？有人说，早在遇到上述种种麻烦以前，她已经想着出国了。可是，当年在法国香水和化学试剂面前，她选择了后者。那时候，她还是个无牵无挂的姑娘。
1956年，她15岁，和妹妹一起跟随着母亲回到了祖国。祖国，陌生而又熟悉。陌生，因为她家已经连续5代侨居国外。曾祖父时加入了法国籍。熟悉，是因为她早就从进步华侨那儿了解到许多关于祖国的事情。1950年，大哥“失踪”了，后来听说他悄悄跑回了祖国。1953年、1955年，大姐、二姐又相继“失踪”，投入了祖国的怀抱。从那时起，祖国就在她的心中产生了许多美好的联想。1956年夏季，这只小“风筝”飘回了神州故土。她向祖国的政府工作人员交上了法国护照，骄傲地说：“我要做个真正的中国人，再也不做法国人了。”
她跟着母亲定居昆明。在那儿，完成了初中、高中的学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云南大学化学系。1966年，大学毕业了。“用专业知识为祖国服务”的理想要实现了。正当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时，曲折和坎坷却接踵而来。毕业前夕，湖南省交通厅借她去完成一项外事工作。等从湖南回来，毕业生早已分配完毕。可供选择的是，留在昆明当教师或者到临沧化工厂工作。为了专业，她说服了母亲，离开昆明前往边远的临沧。当她到达那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时，出现在眼前的不是厂房和化验室，而是一片残垣断壁。留守的工人告诉她：这是地方自建的“黑厂”，如今工人造反，工厂散伙了。她傻眼了，象个孩子似地哭了。不得已，又折回临沧，跑遍了所有的工厂，竟没有一家能接收这个懂两国外语的大学生。有人说，“去专区五七农场混口饭吃吧”。家里的亲人为她着急，远在法国的哥哥给她买了飞机票，叫她出国去深造，谋生。她拒绝了：“我要为祖国服务，这是我的理想，我不信找不到用武之地。”她回到湖南省交通厅，暂且搞搞翻译。但是，内心仍然渴望着有朝一日走进奇妙的“化学王国”，在那“元素的世界”里遨游。1971年，她调到衡阳汽车配件厂（湖南省柴油汽车修制厂的前身）化验室工作了。她历尽曲折，终于走进梦寐以求的化验室，拿着量杯、注视着反应炉上跳跃的火苗时，她心中也升腾起新的理想的火焰。这火焰，是用心血燃烧起来的。
她曾经发誓，要“用青春的绿叶装点祖国的江山美景”。她没有沉沦，她承受着压力，实践着自己的诺言。
化验室进不去了，她到别的科室、车间去揽活。制配车间一槽镀锌液要报废，她着急了，“且慢，我有办法”。她提出种种建议，无人答理。她一次、二次、三次给厂领导打报告，要求承担挽救镀锌液的工作：“要是花一笔钱去购买化学原料，重新配制镀锌液是容易的事。假如再报废又该怎么办？要知道，一槽镀锌液价值千元呀。”
她去了。她同车间工人在一起，化验、过滤，进行化学处理，增加了工序。终于，重新镀出了合格的镀件。镀锌液保住了，直到现在还在使用。她，笑了。
去年上半年以后，她在厂里难以顺心工作了。这时，她在衡阳市人大会议上听说湘衡盐矿的盐质量有问题，盐卤的综合利用也亟待研究解决。这是关系到衡阳市几十万人民生活的大事，她立即向有关部门申请去支援盐矿工作。盐矿在衡阳东北角，她住在南边，往返百多里，每天早出晚归，风风雨雨，她没有一句怨言。到盐矿的第一天就扎进化验室，同盐矿技术人员一起进行“卤水净化方案”的研究，以便尽快提高盐的质量。盐矿化验条件差，好些微量元素要到兄弟单位去化验。又是她包下了这些“配角”活。先后跑了15个单位，完成了11个化验项目。为了取得一个准确数据，她可以来来回回跑上五六趟。在盐矿的那几个月正是炎夏，她没领过一顶草帽，没报过一次午餐费。有一回，她步行30多里去取一个化验样品，遇上大雨。她脱下雨衣细心地包好样品，自己却淋着雨水。眼睛不好使，一路跌了好些跟头。回到矿里，都成了个泥人儿了。盐矿的同志们感动地说：“我们的四化正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
她，就是江永絮。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历尽坎坷而不改初衷、执拗地献身事业的人。至于她的遭遇说明了什么，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认真思考，加以评说。（附图片）
江永絮在工作。　《湖南日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