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孙冶方经济理论的特点

第5版()
专栏：

谈谈孙冶方经济理论的特点
董辅礽
孙冶方同志去世了，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了把这份遗产很好地继承下来并分别情况地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对他的经济理论进行学习、研究和讨论是很必要的。这里我不打算对他的经济理论进行系统的介绍和全面的论述，只想谈谈他的经济理论的特点，并结合着谈谈如何看待他的经济理论。
孙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有不少突出的鲜明的特点，下面想着重谈谈其中几点。
首先，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弃旧创新的理论，具有革命性。冶方同志的经济理论是在同长时期统治着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错误的传统经济理论的搏斗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他的论著中几乎都是以论战的形式来展开他的理论的。在他看来，错误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两个祸根。一个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即“唯意志论”，这就是“不用客观的经济规律来说明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而是相反，用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原因来代替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57页），认为可以不按经济规律的要求而凭主观的意志办事。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观点，即“自然经济论”，这就是把以高度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看作“象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样的实物经济，即没有抽象劳动、价值、价格和货币等概念的自然经济”（同上，第60页），从而否认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个别劳动和社会劳动、价值和使用价值、费用和效果、人和物等等的矛盾和统一，否认价值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不重视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不计盈亏。以“唯意志论”和“自然经济论”为祸根的错误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正是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之一，并构成了原有经济体制同高度生产社会化不相容的方面的理论基础，它们导致了经济生活中的巨大的浪费、低下的效率和失调的比例。但是，在长时期里，人们却把它们看作是天经地义，不可触动，不可变更的。冶方同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起了对错误的传统经济理论的冲击，同它们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敢于抛弃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有害的理论，勇于提出自己的创新的理论。这是难能可贵的。
对于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包括过去对他进行的错误的政治批判）。现在，赞同他的基本观点的同志越来越多了。当然，即使赞同他的理论的同志也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同他一致。由于在理论上有不同的看法而同他进行学术争论，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也是冶方同志所欢迎的。他历来主张学术上“求异存同”。他总是用别人同他的学术争论、对他的学术批判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而他也在回答别人的商榷和批判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由于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还未最后完成，还有不少问题没有获得解决或者他自己没有来得及解决，今后一定还会有同志对他的理论或某些观点提出异议。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也应该看到，错误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是很深的。我们可以想想，近几年经济体制改革中每一项改革，无论是在农村中推行生产责任制也好，还是在城市发展集体所有制经济也好，无论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也好，还是实行奖励制也好，等等，总要遇到各种阻力。除了其他一些原因以外，这些阻力从思想上来说都是同错误的传统的经济理论的影响分不开的。冶方同志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有一个实例，表明直到最近有些同志还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不存在固定资产的无形磨损的理论。当然是否有无形磨损，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是可以继续讨论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同志提出的反对提高折旧率以反映无形磨损的因素的理由是：“这里没有什么损失可言，只不过是大家共同把价值符号作一个变动而已”。冶方同志批评说：这种说法，“不禁使我想起了‘四人帮’横行时代某省一位负责人所说，‘三年不算帐，钱也不会跑到外国去’的妙论”。（参见《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第264—265页）这些同志的上述看法实际上还是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口“大锅”，反正“肉烂在锅里”。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然经济论”观点，它正是那种不重视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不计盈亏的旧的经济体制的反映。
目前，我们正在深入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要使这场革命能够顺利地进行，我们很有必要学习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习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弃旧创新的革命精神，破除种种错误的传统经济理论的禁锢。
其次，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一种旨在变革世界的理论，具有实践性。他的经济理论是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目的在于用来改革原有的经济体制，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冶方同志的论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他对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总是力图从理论上去把握它们，不是就事论事，同时又根据理论提出解决它们的原则性办法，不是停留于抽象的议论。他的经济理论总是同他对改革经济体制的具体主张和建议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他提出的许多具体主张和建议是很有见地、很有价值的。例如，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缩小和消灭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实现党的十二大所提出的宏伟战略目标主要应该依靠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属于使用价值的指标即实物指标，除极少数全国性的项目外，应该层层下放，在原来的生产方向和范围以内应由企业考虑安排，并通过产供销合同来保证其实现，而国家则着重抓价值指标，首先是抓作为中心指标的利润指标；以生产价格作为订价的基础；等等。应该说，从提出一种理论到把这种理论变成可以付诸实施的办法，再到把这种办法应用于实际，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这段距离并不是轻易可以走完的，必须反复地实践和认识。冶方同志的理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根据实践而提出一种理论后，总是力图使这种理论在实践中运用以变革实际。这是有些经济学家没有做到或者是做不到的。当然，应该承认，冶方同志提出的经济理论以及按照这些理论提出的具体主张和建议，要付诸实践，还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这里有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他的主张是能够应用于实践的，但是为此还要创造一定的条件。例如，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前几年我们已经做了一些，但是要继续做下去，就必须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有根本的好转，否则就会增加国家的财政困难。另一种情况是，有些主张和建议要付诸实践还有待充实和完善。例如，按照生产价格订价，这种主张是有道理的，但是如何从现行的一般按成本利润率订价的价格体系转变到按资金利润率订价的价格体系，还有大量的问题（经济的、技术的）有待解决。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主张是否可行，如何实行，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例如，把资金价值量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界限作为划分企业和国家的权限的界限，这是富有创造性的见解，但在实践中会遇到什么问题，还有待实践来回答。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经常可以遇到对待理论的这样一种态度，即要求一种理论必须是拿来就能用的，马上就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否则它就被认为是没有用的。冶方同志的理论尽管具有实践性的特点，也仍然被一些同志这样看待过。这种态度对理论对实践都是不利的。当然，有了有根据的理论并能马上按照这种理论制定出变革实际的切实可行的办法，那是再好不过的。如果有了有根据的理论，由于各种原因一时还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办法使这种理论得以付诸实践，那也不能轻易贬低这种理论的实践意义。因为有了有根据的理论，它就会指导和动员广大群众通过自己的实践去寻求贯彻这种理论的办法，而办法也总会找到的。我想，对于冶方同志的经济理论也应该这样看。我们不能够因为他的有些理论运用于实践还有困难，或者冶方同志根据他的理论而提出的具体主张和建议还不完善，就轻易地否定他的理论的价值。举例来说，冶方同志的关于制定折旧率必须考虑固定资产的无形磨损，折旧基金应当留归企业用于企业技术改造的理论，是正确的理论。但是，这种理论过去和现在都遭到了一些同志的反对。（参见《续集》第45页，第264——265页）他们之所以反对，除了某些理论上的分歧以外，更多的是由于冶方同志提出的提高折旧率和折旧基金全部留给企业使用的具体主张会影响财政收入。显然，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首先从理论上弄清楚，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应该考虑无形磨损，是否应该重视和加强现有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这件事是否应该首先让企业去关心并使企业有钱去实行。至于如何提高折旧率，折旧率多高比较适当，是逐步提高还是一次提高，折旧基金是否不问新老企业一律全部留归企业，如何使企业把折旧基金有效地用于设备更新而不用于新的建设，如何根据国家财力状况来进行这项工作，那是可以在实践中求得解决的。冶方同志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人们反对提高折旧率的“一个真实的、需要认真对待的理由是财政问题”，“在财政赤字至今没有完全消灭的时候，要拿出这么一笔老企业更新基金，这确实是一个大难题。但是，只要首先在思想上认清了老企业设备更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那么办法总是有的”。（《续集》第265页）冶方同志的这个理论的意义正在于使我们认清“这个问题”。
再如，上面谈到的冶方同志提出的关于划分企业和国家的权限的具体主张，也遭到了一些同志的反对，他们认为，按照资金价值量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作为划分权限的原则是不可行的。我想，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但是有的同志却因为不赞成这项划分的原则，从而反对冶方同志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要着重解决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这就不妥了。我们知道，早在1961年冶方同志就明确地提出，“财经管理体制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企业的权力、责任和它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也即是企业的经营管理权问题。至于体制中的其他问题，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条条与块块的关系等等，在企业的职权问题解决以后，是容易解决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140页）这是很有创见的很宝贵的观点，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没有被人们所了解和接受。这段话至少有三个重要内容。第一，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过去我们进行过几次改革都是着眼于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条条”和“块块”的关系，没有抓住中心，所以没有获得成功。这是因为权力集中于中央也好，还是权力分散于地方也好，以“条条”为主还是以“块块”为主，改来改去都没有突破原有经济体制的框架，企业作为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的无权地位没有改变，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依然受到很大束缚而不能发挥。第二，解决国家同企业的关系是要使企业成为独立核算单位，也就是使企业能够而且必须负起盈亏的责任，能够而且必须精打细算地用自己的收入抵偿自己的支出，并向国家提供更多的纯收入（税收和利润）。第三，要使企业成为独立核算单位，能够负起盈亏的责任，就要使企业享有必要的权力，必须把原属国家的（各级行政机构的）一部分权力交给企业。至于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权限的划分，应该在上述几点前提下来解决。
现在，许多人都认识到冶方同志的上述理论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通过改革的实践，找到划分国家和企业之间的权限的适当界限。这个界限可能是冶方同志提出的界限，也可能是别的界限。
第三，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从实践中来，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理论，具有科学性。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开始形成于五十年代中期，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初步构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冶方同志形成自己的理论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实践，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出现了许多问题，要求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并寻求适合各国国情的、能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得以充分发挥的模式。要找到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必须分析原有的经济体制的弊端，批判构成这种体制的理论基础的错误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是适应这种客观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虽然长期被视为异端邪说，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但是却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原有的经济体制在运行中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种种弊端，这种实践从反面证明了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很有道理的。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展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更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冶方同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具有科学性的。
毋庸讳言，冶方同志虽然创立了一套独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自己的经济理论体系，但是他的理论还留有不少没有解决的难点，他的理论体系还不能说已经完备了、完善了。他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的理论大厦的建设。冶方同志在提出他的一套理论的时候，他是走在时代最前列的，是最具有革命性的。尽管这样，他的理论也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具有某些历史的局限性。这里最重要的有两点：一、冶方同志是倡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但是在他提出那套旨在改革的理论时，还缺乏改革的实践（至少在中国）。现在回头去看，由于近几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很快很深刻，他的有些理论和主张已经被改革的实践所突破
（例如，利润留成、以税代利、承包制等）。二、冶方同志是同“左”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路线最早进行艰苦斗争的勇士之一。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也未能完全摆脱某些“左”的理论的影响。例如，在那批判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岁月里，他不得不把他的理论同某些当时受到批判的观点划清界限，为此，他曾一般地否定了以物质刺激原则为指导的利润分成制度和奖金制度（《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第262页）。但是，冶方同志既勇于坚持真理，又敢于修正错误，当他发现实践已经在某些方面跑到了他的前面，发现自己的理论中的错误和不完善的地方以后，他能坦率地而又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纠正自己的错误，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自己的理论。例如，他说：“我一般地否定奖金制和企业留成，主张把利润一个不留、全部上缴，是错误的，是不利于促进生产的。”（同上，第370页）这就是说，他已经认识到，企业作为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不仅要有责、有权，还要有经济利益。我们不能苛求前人。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他的经济理论并正确地评价它的历史地位。即使他的某些观点和主张已经被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所突破或者将被今后的实践所突破，但是，他的那些最重要的、基本的理论则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的发展继续发出夺目的光彩。
孙冶方同志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特别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中占有着光辉的一席。作为后来人，我们应该学习和研究他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继承他的弃旧创新的精神，旨在改革的精神，敢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并在实践中求发展和完善的精神，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