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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丰 林宗平 1983-04-26 00:00

怪现象的后面——浙江医科大学问题剖析

第3版()
专栏:

怪现象的后面
——浙江医科大学问题剖析
本报记者 艾 丰 林宗平
现象总是从某一角度反映着事物的本质。浙江医科大学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的种种怪现象(见4月19日本报),说明了什么呢?
为什么他要离开“天堂”
浙江素称“文物之邦”,杭州被誉为“地上天堂”。一位国内外知名的血液病专家,竟然在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时候,怏怏不乐地离开他工作三十多年的浙江医科大学去他省任职。这件事,怎么会不引起一定的震动呢?
了解郁知非教授的人说,“他是含泪而别的。”这究竟是为什么?
在事情发生近一年后的今天,当记者向浙医大一些领导同志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不能做出确切的回答,提供的只是一些猜测,而这些猜测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从离去者本人身上找原因。至于学校在工作上的缺点,却根本没有谈什么。“郁教授走后,校党委是否就这个问题总结过知识分子工作呢?”回答是:从来没有。
关于郁教授离去的原因,记者从各方面听到如下说法:
对于工作上的要求,他不一定非当院长(指浙医大第一附属医院院长)不可。既然安排他当,许多事情,包括人事上的事情,又不尊重他的意见。别人安排的某些不称职的干部,他不满意,多次反映情况,问题也解决不了。他说:“我是傀儡院长!”
郁知非老早提出过入党要求,但没有人找他认真谈过思想,只是从侧面听到,有人说他有资产阶级世界观。
房子问题曾使他伤透脑筋,窗户外街道工厂的烟尘和噪声搅得他不得安宁(据说,当他决定走时,才答应了他提出的自己花钱建房的要求)。他患胆病开刀,希望由某个医生做手术。他所在的医院的有关人员说,如果这样,护理概不负责……
郁知非教授临走时说:“我在这里不能很好发挥作用。”上述片断也许还不能做他这句话的完整注脚。不过有一件事倒是令人深思的:就在郁教授离去前后,省政协曾派出调查组来学校了解知识分子工作情况。在调查组同校党委以及医大第一附属医院一些同志交换意见的时候,就有担负一定职务的干部,当场打断调查组同志讲话,提出质问。在下面甚至这样讲:“政协是民主党派,民主党派怎么调查共产党来了?”
这话是足够令人惊异的了。政协不等于民主党派,党的某个基层干部所领导的某项工作不等于共产党,这些属于政治常识和形式逻辑的事情姑且不论,那么,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就不能对共产党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吗?在这种气氛下,许多教授讲话要特别小心。有的教授只提了不要花钱大办校庆,就有人劝他少说:“这是政治问题呀!”有的教授提议取消年级办公室,改为班主任制度,也有人提醒他:人家说你又在反对党的领导了……
为什么雷击之后无人问
也许你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
一道闪电一声雷,把正在窗下看书的秦文清副教授打昏了。窗子玻璃的碎片,划得他满脸是血,房间一片漆黑。当他清醒过来时,楼下在呼喊,邻居起火了。他想去帮助灭火,但两腿发软,力不从心,于是他放下自己家里不管,“派”了自己的大儿子到邻居家救火。火灭了,消防队肯定了他们互相救援的精神。
第二天,邻居被所在单位用汽车接到了新居。因为房子被雷击坏,漏风漏雨,实在不好住下去,秦文清打电话向学校汇报,但无人来过问。到了第三天,秦文清又来到学校请求帮助。三位学校和后勤部门领导坐在沙发上,木然地听着这位年近六十的副教授站着向他们“汇报”。讲完了,没人吭声。过了一会儿,那位后勤部门的领导说出这样一句话:“你老婆不是在市第四医院吗?那里也是共产党领导嘛!”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秦文清副教授转身离开这些冰冷的领导。他全家就这样在损坏的房间里度过了80天,而说那句话的那位干部,后来又被提升到学校另一单位做主要领导工作去了。
有位华蕴博副教授,人称“华博士”,是浙医大的一个业务尖子。他和别人一起,研制成功人工呼吸机,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现在他又和一些同志一起研究利用电子计算机模拟老中医看病等科研项目,并已获得一些成果。
我们看了他多年居住的宿舍,里外相连的两间,共25平方米,住着老少三辈6口人。房子陈设简单,地板却擦得亮亮的。一问,原来是晚上要把地板当床用。因房子紧,华蕴博晚上经常要到学校实验室里工作、学习。
为房子,他打过多次报告,总也不得解决。后来,邻居搬走了,他以为这下有指望了,结果搬来了另一家,而这家所以搬来,是因为要给学校某办公室主任腾房子——这位主任一家四口,原有两间,现扩大一间,又盖了一间(此人因包庇儿子犯罪,现受到处分)。
华蕴博说:“现在,我个人的住房问题已经解决了,省里直接拨给我新房。但是,学校在分配住房上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清理和解决”。
不仅住房,其他后勤工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许多教师反映了他们的苦恼:教学科研任务一旦给你,一些事务工作都要你自己到处求人。找到后勤部门,人家说没工夫,便毫无办法。这样怎么能够集中精力搞好人才培养和救死扶伤的工作呢?
应该说,这种不正常的局面是急待扭转的。然而,当去年检查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时,学校有的干部竟然说,“知识分子政策要落实,干部、工人怎么办?”“光说为教学第一线服务,谁为我们服务?”——把知识分子和工人对立起来,把业务第一线同后勤工作割裂开来,十年动乱当中,这种错误的东西给我们的事业和我们同志之间关系带来的损害还少吗?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教学科研,学校后勤部门是为了保证第一线工作而设立的,如果行政领导和后勤部门不为第一线服务,那么它还有什么正常的工作和存在的必要呢?
看来,这里在这方面的拨乱反正工作,还有待于认真进行,关键是在部分领导干部中。
为什么“有的干旱有的雨”
对于浙医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状况,确有两种议论,两种估价。一部分同志向我们介绍,这里政策落实得比较好,而且现身说法,列举了一些事实;另一部分同志反映,这里政策落实得相当差,也现身说法,列举了一些事实。经过了解,他们所列事实,绝大多数并非虚构。那么,这种“有的干旱有的雨”的情况,倒使人感到不够正常了。
一些同志还向记者谈到了某些场合不敢谈论的事情。他们说,学校工作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的居于领导岗位的人,本身就有某些问题。例如曾被提拔为学校后勤部门负责人的某个人,据群众揭发,他在“文革”期间不仅训练战斗队,而且在运动中多次动手打人。人们问,对这样的人,群众早有反映,为什么学校领导不做认真的调查处理反而加以重用呢?
“极左流毒加派性残余,这是浙医大知识分子政策不能很好落实的病根。”一些同志的这个看法,是否值得有关同志思考呢?
要理解群众的愿望
在采访中我们接触到各种年龄、各种职务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倾吐不少苦衷,但是,所表达的更强烈的共同愿望是:时间是无比宝贵的,希望党的政策顺利落实,不希望再有任何干扰,以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于医学事业。即使是受过一些委屈的同志,他们也表示,过去的事情只要妥善处理了,他们也不愿意、也没有功夫再回过头去纠缠了。这是些多么可爱可敬的同志啊!浙医大的党的工作者,是否深切理解他们这种强烈的愿望并感到它的可贵呢?是否痛切感到有用十二大精神检查自己思想并迅速改进自己工作的必要呢?
当然,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应该肯定,浙医大的工作,近一个时期,已经有了某些变化,有的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些变化和成绩不应用来掩盖存在的问题,正象存在的问题并不能抹煞这些变化和成绩一样。
人们希望浙江医科大学尽快出现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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