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教授干政”

第3版()
专栏：杂谈

说说“教授干政”
鲍林
最近，报上接连刊登了几篇教授“告党委状”的信，于是，有人不冷不热地甩出话来，说是“报纸提倡‘教授干政’了。”
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教授，一般是不大“干政”的，但求一张平静的书桌，从事自己所热爱的教学和科研事业。但是，现实的未必都是合理的。“政”者，国事也。国家大事，匹夫有责，教授为何不得“干而预之”？中国的教授不“干政”，是由许多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造成的；从近二三十年的历史来看，则和那种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密切相关。
建国以来，教授也曾“干”过政的，那是在1957年“乍暖还寒”的早春，结局大家记忆犹新。有了那次惨痛的教训，人们更加谨慎了。可是，三中全会以来，教授们又活跃起来，虽然这次并没有谁号召“大鸣大放”，但人们还是在各种场合、用各种方式发表政见，揭露问题。
教授“干政”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要不带偏见，结论自然是前者。因为这件事说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日益深入人心，说明知识界相信党有诚意听取大家的意见，说明我们的政治生活日趋正常，也说明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
自然，类似教授“告状”这样的事件，也说明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尽管党中央再三强调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党内仍有那么一部分人闭目塞听，继续在他那个小圈子里称王称霸。对于这种“小国之君”，教授们的“干预”不啻一服绝好的药剂，可以促使那些人猛醒。
从教授不“干政”到教授“干政”，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在最近各省市机构改革中，我们看到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副教授进入了党和政府的领导班子，这表明，知识分子不仅是在“干政”，而且正在“从政”。不管什么人怎样的啧有烦言，这个趋势毕竟是难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