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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庸 1983-04-29 00:00

许寿裳之死

第8版()
专栏:

许寿裳之死
耿庸
2月18日《大地》上关于许寿裳先生的一篇论文引起了我对许先生的悼念之情,想把我所知道的、1948年2月18日许先生在台北寓所惨遭杀害的有关情况写出来。
许先生遭害前一星期,我记不得是和斯璜翦呢还是和谷荧一起去看过他,他还是那样的谦和质朴、持重平稳。这个鲁迅先生的老友按照他自己的方式——不象鲁迅先生那样冲锋陷阵——从事严肃的工作,虽然他对他置身其中的社会怀着疾恶如仇的情绪。这一回我们也还只是随便谈天,不知怎么说到历史上许多姓“许”的人。许先生眯起眼笑着向我伸出食指说,“你不是学鲁迅的吗,鲁迅不赞成许褚,你就别学许褚了。”他说,他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赞成王莽篡汉时候的许杨的隐姓埋名当医生,也赞成编织草鞋和席子以表示和劳动者共命运的许行;不过他做不了医生也不会编席子,只好学那个听说帝尧叫他去做官,便跑到颍水边去把耳朵洗干净的许由,一面也学编写《说文解字》的许慎。他是笑着说的,所说的确也是他实有的心境,但我仍然感到他有一种郁郁的沉重心情。
几天以后,就是1948年2月19日,我在病中得知了他被杀害了的消息。他的家实际上已被国民党台湾省警务处和台北市警察局的警探所控制。台湾大学中文系的小程愤怒地告诉我:“他们说许先生是给小偷杀死的,小偷也捉到了,那么,那么多警察和便衣在许先生家进进出出干么呢!”
那时,台北的报纸都说,“小偷”高万伡越墙蹑进了卧室。警觉的许先生从睡梦里醒过来,并且握着手电筒坐起来,却被“小偷”用劈柴刀劈倒了……
这个故事编得好象真的一样,但是连采访这条新闻的一个记者、我认识的老赵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在他所写的新闻稿中反复写着“从警方获悉”、“据警察当局说”。
当时读书界的人们认为,许先生是一个专心学术的学者,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忠厚长者,这样地被杀害了是一桩大有蹊跷的事,因为那个才二十岁出头的小偷,在听到许先生从床上坐起的声音时,惊慌地逃走似乎更合于情理。当局匆匆忙忙处理了这个“小偷”,也令人觉得是杀人灭口的做法。
大约半个月后,我去找了我旧时的一个同学晓里。她那时是警务处一个大头目的私人秘书。我本来只是想试试看能否从她听到点有关许先生之死的真相,却看到了我预先没有想到的东西:晓里家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叠约摸十几二十册十六开本大小的、灰黄色封面的线装本子;其中被翻开的一本倒覆在一边,显然是晓里正在看的。我一面问她“你看什么书?这么大本子。”一面随手把倒覆的一本翻过来,立即认出那上面工整的毛笔字是许先生的手迹。我推开了这个本子——那是象我后来看到的鲁迅先生的日记本一样的对折的十行笺本子。
晓里倒是老老实实回答说,她看的是许寿裳的日记。她还说,她现在看的已经是第二叠了。
我觉得问题已经得到了回答。但是我还是问:“就是报上说的那个给小偷杀死的人吗?”得到当然的肯定回答后,我还问:“他日记里记那个小偷的事吗?”她嘻嘻笑了一阵,说我“到底是书呆子”,但又说,“你不要问。我又不好告诉你。反正他日记写的那些……我看也看不懂,真的。”
我不知道许先生的日记后来是否还给他的家属,也不知道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有关的事。但我所知道的,我的在台湾的朋友也慢慢知道了。我回大陆后也告诉过我的一些朋友。
许先生决不是胡里胡涂牺牲了的。他的凶手们愿意称呼他们自己为“小偷”,他们就在这个意义上以凶狠的政治扒窃集团自喻了。随他们这个便吧,——虽然他们未免还太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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