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顾曲微言》的几点订正

第5版()
专栏：文艺评论

对《顾曲微言》的几点订正
马少波
自从我改编的昆曲《西厢记》，经李紫贵同志导演、傅雪漪同志作曲，由北方昆曲剧院自去年年底起在北京、大庆、哈尔滨演出以来，承广大观众和专家们写信、著文，热情地支持指正，使我深受教益。宋振庭同志最近也写了《顾曲微言》一文（载《人民日报》1983年4月26日），给以鼓励，多谢他的关切。唯发现该文中有几处事实上的差错，觉得有必要予以订正。
《顾曲微言》谈到北方昆曲剧院演出的《西厢记》时说：“对于我国文学史上这一瑰宝，也可算是立于世界文学史屋脊上的这一高峰，能按元曲、杂剧形式使之演出，再现于舞台上，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大事……”又说：“《西厢记》、《牡丹亭》不改编很难上演，作为乱弹，这还好办，作为元曲、杂剧就难死人也。……标明王实甫的《西厢记》，这就得好好端详端详。”并由此提出“元曲得是元曲，杂剧得是杂剧”的要求。把昆曲当成了元杂剧，是宋振庭同志弄错了。
事实是：北昆在京公演的《西厢记》，不是元杂剧，而是昆曲。元杂剧（或称元曲）是元代用北曲演唱的戏曲形式，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多种词曲和技艺发展而成。剧本体裁一般每本分为四折，每折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组成套曲，四折又有四个不同宫调的变化。而且一剧基本上由正末或正旦一种角色唱到底，这种演唱形式多年来早已绝迹于舞台了。北昆目前无条件“按元曲、杂剧形式使之演出”。宋振庭同志所看到的北昆演出的《西厢记》，是我根据元代王实甫的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改编的昆曲本，演出说明书上标得很明白。
《顾曲微言》说：“作者（指我）前不久改编了临川四梦之一《牡丹亭》，这一回，又改编了《西厢记》……”这又是弄错了。事实是：我改编了《西厢记》，却没有改编过《牡丹亭》。上海昆剧团演出的《牡丹亭》，改编者是陆兼之同志；北昆演出的《牡丹亭》，是时弢、傅雪漪同志的改编本。
《顾曲微言》说改编《西厢记》“没有人敢冒险，敢动这块如神物般的古典名著”，并把我看作是“胆大包天”。又说：“改编名著，前人就视为畏途，是费力不讨好的事，连元曲四大家之首席关汉卿，相传他续写的《西厢记》第五本，金圣叹还骂得个狗血喷头。”还说：改编名著“是一件苦差事，费力不讨好”、“得有豁出去的精神”，并一再强调“实在难死人也”……
改编古典名著，既要谨慎从事，又要知难而进。我觉得宋振庭同志把这一工作看得过于严重了。象“王西厢”这样辉掩众星的名著，是让它仅作为案头文学供人欣赏，或是作为“神物”受人顶礼膜拜好呢？还是花费点儿力气经过推陈出新让它在舞台上活起来好呢？我认为在原作基础上，选择较接近元杂剧的昆曲形式进行改编，从思想、艺术上保留和发扬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弥补其不足，使之既适应今天观众的审美要求，又尽可能保留原著的精神风貌，在舞台上流传下来，是我们戏剧工作者应尽的时代责任。因此，在我参加这一工作时，只不过是想尽到我的责任而已，虽然要正视其困难，却不以为就“难死人也”；要努力以赴，也说不上用“豁出去的精神”。改编古典名著，前人不知做过多少，仅以改编《西厢记》来说，元、明、清以来，也不下数十种。“王西厢”就是从“董西厢”改编而来的。改编本虽然有成有败，却都不曾把名著看作是不可侵犯的“神物”；时至今日，我们在古典名著面前，更不宜采取望而却步、无所作为的态度，而应善于推陈出新，力争有所提高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