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非学者化”

第8版()
专栏：

也说“非学者化”
冯并
文艺界的一些同志提出“非学者化”问题，引人深思。但这似乎不是创作界的特发症。在一切有学也需要作些学问的行当里，也都不乏不同表现的“非学者化”倾向。至于那些“通晓世事皆学问”的领域，就更不容学者们染指了。何以故？大约是凡学者都不免有“学究气”，且莫须有脱离实际的恶名声，或者说，他们是纸上谈兵的马谡和赵括，使之出祁山，便要失街亭；派去击白起，也会陷长平，既误国又误己，那是断然无疑的。也许，学者们只配以学自娱或娱同人，至多落个有所发明有所发现的专利，等待着被聊以咨询。即使在文学领域里，搞史论的学者，说起话来也是要小心的，否则难免受白眼，研究了半辈子文学，你会做篇得奖小说给我看看吗？倘是研究戏曲的，至少要作过“下海”的“名票”方可，反之，则有门外谈艺之嫌。然而我想，这里固然也有“学者”们“单打一”的抱憾（确切地说，一些学者也有自身的“非学者化”问题），但倘若是研究未来学的，也得将未来的事一件件亲身经历之后才能取得发言权吗？某些人的内行外行之分，实在有些经验主义的东西在其间。
好在是文学有学，事情好理解，即文学家不一定都是小说家、诗人，但小说家、诗人最好也是文学家，以免自限。证之高尔基、鲁迅，既有传世的小说，也有传世的文学史、小说史乃至精辟的文论，他们是集学者与作家于一身的，方有辉煌的成就。但在另一些无学或不屑有学的区间，问题就复杂。譬如没有干部学，外国也不见“官场学”，除了战国时代的纵横家者流，此外是没有相应的“学者”的。怎么办呢，在外国有“职业官吏”，在我们，则是干部只能以干部充任，或者“以工代干”，学者从政，不唯罕见，而且不全其志、不对口。据说，上海等地出了几个“学者”书记和市长，引起一些人的窃窃私语，曰教授干政。考干者，求也，犯也，是褒是贬？似乎透出点“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的味道。但这样推想未必是与人为善，私语者不一定都是中“左”毒中得太深，一味把知识分子视为异路人。十有其九倒是偏见误了人，以为学者务虚，干部要解决实际问题，纸上的功夫我不如你，纸外的功夫你可不如我。于是，问题又回到莫须有“学究气”和脱离实际的恶名声上来。
有没有脱离实际的学者教授？当然有。但脱离实际的非学者如跃进年头搞超级万斤粮田的也有。那是个思想方法问题，并不因为知识是第二性的，便让有知识的学者都蒙不白之冤。或如被断章取义了的那句名言，理论注定是“灰色的”，毫无生气可言了。搞“四化”需要知识，需要科学地探索规律，而不是盲目的“吃大苦流大汗”，比较“学者化”与“非学者化”的优劣，孰为上，当自明白。这么讲，也不是提倡干部全由学者充任，至少是不可能，干部二千万，学者有几人？事情在于向哪里“化”去。“知识化”不是“常识化”、“二五眼”，总归是建设“四化”的知识愈多愈好，已经成为学者和正待成为学者更好。至于有些学者，也许当“四化”的“谋士”、“智囊”及技术业务专家更合适，那也是要全其志的，不必都是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