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新庆 |
1983-06-30 00:00 |
他是“山里人”——记南丰县白舍公社际民大队党支部书记徐承安
第5版()
专栏：
他是“山里人”
——记南丰县白舍公社际民大队党支部书记徐承安
本报记者 高新庆
人们常说：老表热情。
可不是吗，我一到江西省南丰县，地方报记者、县里的干部、公社的报道员，都众口一词地向我推荐白舍公社际民大队党支部书记徐承安。
（一）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奔赴际民大队。从白舍公社的罗坊乘小木船渡过盱水，便一直爬了近20里山路，累得我们气喘吁吁。“翻过那架山梁就到了！”公社年轻的报道员一声喊，把大家的精神提起来了。我们略事休息就一鼓作气往上爬，穿过一片果林，又穿过一片杉竹林。猛抬头，一座古朴的江南山村呈现在眼前：群山环抱，古木参天，一条小溪从村前蜿蜒流过。溪对岸，两座新建筑正在紧张施工。溪这边，一幢幢老式砖房傍山而起。
“这就是大队党支部书记徐承安！”在大队部刚刚坐定，报道员带进一个人介绍说。我握着徐承安的手，仔细打量：只见他矮矮的个子，一米六左右身材，脸面瘦削，卷着裤腿，一脚杆的泥巴。
趁准备午饭，我一个人跑出去串门了。我问一位老太太：“婆婆，这两年生活好吗？”“好呵，过去饿肚子，现在可以吃饱肚子罗！”“为啥哩好呢？”“支书换了，政策也放了呗。老徐人好，心好，会谋划。”“婆婆，听说上面要把他调走呀……”
“莫调，莫调，他是大队主心骨，调了要砸锅。上面狠心调，我老婆子就天天坐到公社门槛上往回要！”旁边两位妇女也帮腔：“调不得，调不得！”
这简短的“民意测验”，更促使我要了解：徐承安这个城里人为何得到山里人的信任？多年来，农村党的干部，特别是党支部书记，往往是上面委派，选举不过是走走过场。际民大队为什么出现自下而上的联名请求？山民说，不光党里的，三个自然村，几乎家家出代表按了手印，可见老徐是众望所归。
（二）
“穷三担穷三担”，再穷的人家搬家，也有三担挑的。1962年春，徐承安离开他教了八年民校的珠湖大队。到更深的山区际民当会计却只有“穷一担”。这一担，除一摞书，就只一把锄头，一床简单的铺卷，四双筷子、四只碗。他抱着扎根山区、建设山区的决心，告别新婚三个月的妻子，只身进山了。
握笔的手，哪能捏锄把？加上媳妇没进山，山里人断定他“兔子尾巴长不了”。
“第一步动员妻子进山。”老徐说，我是抱着“自私”心理动员的。
“人家往山外跑，你为么往山里钻？”
“山里更需要文化人。”
“不跟你进山，进山苦一世。”
“穷是可以改变的，立志把穷山沟变成富窝窝嘛！”
“靠你？！靠我？！”
“不，主要靠党和群众。”
妻子不吭气了。星期日，小曾来到丈夫身边，看到丈夫衣服脏成泥片片，农忙时，顾不上吃口热饭，心疼了。加上父亲规劝，她决心把自己的青春也献给山里人。
第二步是“文化人”要变成“作田人”。先学田里功夫。犁学会了，耙学会了，耖田难，他就白天黑夜学。山里人插田不拉绳，不打格，由最有技术的老农插一行标准秧。开始，他插的秧不是歪了，就是漂了。他连续一二十天跟在老农后面学，腿胯子象散了架似的站不起来，腰酸痛难忍，吃饭要靠着墙才能直起腰，他咬紧牙挺着，终于把秧插标准了。连续几年坚持，最后成了全村数一数二的插秧能手。山里人都是好猎手，为了与山民打成一片，他也学打猎。第一次学放统铳，不知枪托要顶着肩膀，他平端着，枪一响，强大的后坐力震碎了四颗门牙，但他终于成了好猎手。每次进山，都不空手而回。不是带回几只野兔、野鸡，就是猎获一只野猪。
徐承安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山里人”。但又不同于普普通通的“山里人”。山里人谈起他，都充满感情和热爱。
“老徐这人，干啥都认真。作会计，帐目清清楚楚。”
“老徐救了多少人的命！”大家介绍说，际民三个村，没有一个医生。徐承安决心学医，向自己岳父学中草药，成宿成宿钻医书，踏遍周围数十里山山岭岭寻找各种草药。
“那天刚收工，我弟弟被蛇咬伤，腿脚肿得象冬瓜，抬到老徐家。老徐刚进门，放下锄头就抢救，包扎后，又连夜进山采蛇药。”
“我爱人早产难产，亏了老徐，连夜请他姐夫（医生）来，又连夜送白舍、送南丰，才保了母子平安！”
山民们争着诉说老徐救死扶伤的事迹。不但际民，周围几个村的山民，也纷纷赶到老徐家看病，有时一天来七八拨。
老徐也是兽医、禽医，能给猪、牛、鸡治病。还会阉鸡、杀猪。他常说：“为群众办事要实在。山区缺人才，不多准备两手哪成？”
山区缺水果，他就学果树栽培。他的果树栽培技术驰名公社。1979年10月被公社抽调去当农业技术员，于是他的足迹又走遍白舍的山山岭岭。
（三）
1980年初，小石大队与际民大队分队了。公社党委根据党员、群众的要求，并征得本人同意，决定把徐承安调回新成立的际民大队担任大队党支部领导。徐承安回来了。山民们先是奔走相告，之后又为老徐担忧：“十年动乱”伤了元气，至今没有很好医治。队上新分出来，一贫如洗，社员吃不饱肚子，担子不轻呵！旧历年刚过，老徐在原来大队部召开了第一次党支部大会。大队部桌子是破的，门是破的，窗户四面通风，甚至连把象样的板凳都没有。9名党员，或倚墙，或蹲地，听徐承安站在煤油灯下讲话。
“十年内乱，把人心斗散了，把际民斗穷了。我们党支部要拧成一股绳，领导乡亲们克服难关，刨穷根，走富路。第一步要人人吃饱饭；第二步要家家有票子花。还要象城里人那样，点上电灯，看戏看电影，学科学、学文化……”
朴素的语言、朴素的纲领，一下点燃了9名共产党员心中的火炬。
一上手，徐承安就抓责任制，先搞包产到组，后搞包干到户，打破了“大锅饭”。
徐承安还领导大家广开致富门路。际民有百多年种白莲历史，“文革”中当作资本主义批掉了。徐承安首先抓白莲生产，有人心有余悸。老徐说：“三中全会以后，党实行富民政策。种莲一可出口，为国家赚外汇；二有利社员增加收入。利国富民，再大风险由我承担！”1980年至1982年莲子总产32，280斤，总收入106，700多元。又办松脂林场、办香菇生产基地、办果园。1982年多种经营收入达到90，900多元。
粮食生产在面积减少的前提下，抓改良种子，精耕细作，科学施肥等，粮食单产和总产连年大幅度上升。单产：1979年632斤，1982年达到1，370斤，三年翻了一番多；总产：1979年367，800斤，1980年518，300斤，增长40％以上，1981年527，680斤，1982年537，000斤。三年三大步。
际民这个穷山沟终于变了：人均口粮，由过去的400斤左右，增至800斤，几乎翻了一倍；人均收入，由过去的60元，增至1982年的352元，将近增了5倍。按照政策规定，交售白莲可以代替粮食征购任务，但际民群众富了不忘国家，除交售白莲，1980至1982年，三年交售粮食29.8万斤。一个年年吃返销、要救济的穷困队，短短的三年发生了多么引人注目的变化！
“愚蠢的基础上建不成现代化的大厦！”徐承安十五岁初中毕业，放弃了深造的机会，也不要国家教师这个“铁饭碗”，一个人到山区的珠湖大队创办民校，为珠湖大队培养有文化的农民。他的学生，有的是生产队会计、队长，有的是大队干部。到际民以后，既当会计，又兼民校教师。任大队书记以后，动员自己的外甥进山教民校，外甥又动员自己的未婚妻进山。现在际民有民校教师5名，学生几十名。去年又兴建了一幢二层楼的教学楼。
老徐还是“科学迷”。他在总结群众实践的基础上，培植了本地优秀的白莲种，比老种提高产量20％以上；他连续几天几夜细心研究“莲眠夜虫蛾”的生长发育规律和莲瘟病的发病原因，找到了根治办法。
山里人富了有几盼：一盼商业流通，票子才有地方花，大队办了代销店；二盼点灯不用油，徐承安领导大家修办了际上、暮坑两个小水电站，家家拉上了电灯；三盼活跃文化生活，老徐动手搞设计，带领大家自建大礼堂，又自办大队电影队，山里人也象城里人那样，可以坐在礼堂板凳上瞧戏、瞧电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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