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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恭 黄植 1983-09-27 00:00

刘忠笃何以成为“科技流浪汉”?——昆明市和市橡胶厂某些人打击迫害一个科技人员的经过

第3版()
专栏:

刘忠笃何以成为“科技流浪汉”?
——昆明市和市橡胶厂某些人打击迫害一个科技人员的经过
本报记者 王友恭 黄植
在《“科技铁汉”——刘忠笃》这篇报道(见昨日本报第一版)中,我们着重介绍了这位酷爱科学、自学成才的青年,在逆境中坚持科研取得的成果。这里,我们着重报道昆明市和市橡胶厂某些人是怎样打击迫害刘忠笃的?他何以会被迫出走,“流浪”外地,过着“科技流浪汉”的生活?
事情要从1974年说起。
1974年,刘忠笃在昆明橡胶厂当电工。这时,他已经通过多年自学和业余科研,具有相当的科技知识和设计制作能力。他看到厂内胶鞋鞋帮缝纫工艺落后,主动要求承担设计时序自动控制的缝纫流水作业线。“搞什么大、洋、全?”当时窃据厂党总支书记的“造反司令”曹××斥骂了他一顿。但是,刘忠笃没有放弃这一志愿。后来,他趁这个“造反司令”去外地的机会,又提出要搞这项技术革新。一位管生产的领导说:“这事非同小可,动用万元资金搞革新,倘若失败了,你要坐牢的。”刘忠笃没有动摇,坚持要试验。他在那位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和几位师傅一道吃住在车间,仅仅花了28天,第一条流水线就试车成功。到1974年10月,四条流水线建成后,这个车间的生产周期由一个多月缩短为四个小时。
因为这项革新的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北京来的电视台记者要来厂采访。刘忠笃被那个“造反司令”叫到党总支办公室谈话。
“你们的流水线是谁支持的?记者如果问起这事,你打算怎样回答?”
“是厂领导支持的。”
“我呢?”
刘忠笃没有回答。
“你这小子,连党都不要了!”
电视台记者到来时,“造反司令”把原来参加这项革新的人全部排除在外,另找了他的一帮人在电视录相机前表演革新动作。刘忠笃气愤地脱口说出:“看,多不要脸的家伙,他们做的是舞台假动作。”
没过几天,1974年11月,刘忠笃就被曹××等以“反革命嫌疑”,“侵占公家财物”等罪名关押起来,在隔离室里遭受拷打和逼供。这些人对刘忠笃进行经济清查,查出的却是刘忠笃为搞业余科研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钱购置设备、元件的1,000多元发票,所借公家的设备均有正式手续。至于“反革命嫌疑”,经过三次抄家和外调,没找到任何根据。他们不得不释放刘忠笃,但又不敢公开清查的真相,仍然在群众中散布说刘忠笃确有问题,并规定不准他再搞技术革新。
“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创造”,刘忠笃不为自己挨整而颓唐,反而更加努力地在自己的住室里继续进行业余试验。
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他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劲头更大了。
1977年,昆明市委派工作组到工厂清查“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那个“造反司令”被判刑。可是,几个同他一起迫害过刘忠笃的人却仍在厂里掌握着一部分权力。这时,厂保卫科一个人把刘忠笃找去谈话:
“74年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刘忠笃没好气地说。
“过去的事情,算了,算了。”
“不行,我要上告,要求平反。”
“哼,走着瞧!”那个人又气又恨。
然而,刘忠笃当时并没有太看重这件事,他正把全部精力集中于研究一种新型电子元件——触式固态开关。不幸,他在一次带电作业中烧伤了手,生活不能自理。他怕这项研制工作被耽搁下来,要求回到重庆家里疗养。回重庆后,他与弟弟就一头扎进了自己家里的一个小小实验室里。这时,号称“火炉”的重庆正是最热的时候,室内的气温有时高达45℃。他冒着酷热,进行这个新型电子元件的研制工作。在最后研制成功的时候,刘忠笃晕倒了。回到昆明以后,他向省、市科委汇报表演了这种新型的开关元件和其他一些成果。当时全国科学大会正在筹备,一些人建议将这项成果上报给科学大会。但是,按规定,上报成果要“单位推荐,逐级上报”。省、市科技部门要求橡胶厂给予支持,出人意料,工厂负责人的答复却是:“我们是搞橡胶的,他搞业余研究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刘忠笃拿着历年来搞出的10多项成果要表演给这位工厂领导人看,他拂袖而去。刘忠笃还是跟着他。
他问:“你还要做什么?”
“要你支持。”
“怎么支持?”
“请同意将这个成果报上去。”
“你有那个水平吗?哪个卖瓜的不说自己的瓜甜?”后来,省科委又来人做工作,经过一番周折成果终于报到市科委。经组织专家评议,认为这是一项在“国内尚无先例,设计方法独特”的成果,但已过了全国科学大会规定推荐的日期。
1978年2月,云南省召开重要科技成果交流会,会议指名刘忠笃出席并带上他的触式固态开关元件等成果进行表演。工厂一位负责人竟不让刘忠笃参加会议,并且声言刘忠笃如果参加会议就以违反厂纪制裁。省科委的同志对此甚为不平,决定直接发给刘忠笃出席证,让他利用中午和晚上的业余时间参加会议,进行成果表演。与会科技工作者对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和这项成果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建议他尽快写出应用说明资料。
3月15日,应用说明的资料还没打印完,刘忠笃就被揪到工厂党总支办公室。那位新来的,对刘忠笃的情况并不了解的总支书记抡起一包沉甸甸的纸袋甩到刘忠笃面前说:“你口口声声要我们支持你,瞧!你的档案这么厚,叫我们怎么支持你?”然后,他要刘忠笃交代自己的全部“反革命”罪行。还没等刘忠笃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关押起来,一关就是7个多月。
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被作为一封反革命匿名信书写者的怀疑对象被拘禁起来的。但是经过反复调查,没有找到他任何书写反革命匿名信的证据,且真正的案犯很快就被查获。照理说,这件事情,如果有关的人出以公心,向他赔礼道歉,为之恢复名誉,本来可以就此结束了。可是,昆明橡胶厂的某些人却不是这样做。他们又搬出1974年整他的那几个“老问题”逼他交代,还到处说他是“编号特务”,威逼利诱被调查者写“揭发”他的所谓政治和生活问题的材料。在制造这桩冤案的过程中,厂保卫科在1974年参与整过他的那两个人格外卖力。他们甚至把那次整他的材料原封不动地拿来作为给刘忠笃定罪的依据。凡有正义感的人,今天看了他们整的“专案”,无不为之愤慨。
拘禁关不住刘忠笃热爱科学的心。就是在关押过程中,他头脑里还酝酿成熟了为本厂解决橡胶老化试验难题的“自动恒温装置”的设计方案,并在“监督劳动”中研制成功了这一项目。到1979年4月,当刘忠笃又一项技术革新——胶料输送光电自控装置试制成功的那天,工厂却宣布了经市化工局批准的对他留厂察看两年的处分。刘忠笃跳起来喊:“冤枉,冤枉,打死我也不签字!”
在这种打击之下,他在一段时间内神思恍惚,曾想过不如一死了之。但是,就这样死了不就更说不清了吗?怎么办?去告状吗?他又想起厂保卫科两次整过他的那个人的吼声:“不怕你去告,越告越整。”在极端痛苦的时候,他一遍又一遍地朗诵文天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的名句来激励自己。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不平则鸣。1980年春,刘忠笃在许多同志的支持下,鼓起勇气,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到北京上访,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诉说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信访简报上,以“这样的同志应该得到支持”为题反映了刘忠笃的呼声。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对这样的同志完全应该支持”。
北京的声音传到了昆明。中共云南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指示必须实事求是地给刘忠笃作出明确的结论,迅速给他落实政策。昆明市成立了一个“刘忠笃问题复查组”。遗憾的是,负责这次复查的恰恰就是市委工交政治部当年同意关押审查刘忠笃的人,在这个复查组里,有人责怪刘忠笃去北京告状。说什么:不管上边怎么批示,解决问题还是要由我们基层。有人在会上说:“叫我们找刘忠笃谈话,是组织向他低头,现在他不属于落实政策问题,而是复查的问题。我们只管政治问题,以后那个单位用,跑到国外去,我们也不管。”还说,“这个问题反正离不了我们基层,想抽象否定,一风吹是办不到的。”请看,以这样的认识和态度,能真心实意地为刘忠笃落实政策吗?
调查开始了,复查组找了当年提供旁证的人,有些人声明过去提供了不真实的材料。但是,复查组中有人对旁证者提要求、定调子。一个被调查者申述了昆明橡胶厂刘忠笃专案组中的某些人对她诱供、逼供的情况。复查组一个负责人向一个被调查人说:“首先要写明1974、1978年你写的材料都是真实的,然后再补充其它问题。”
当然,复查组还是搞清了不少事实,如“反革命嫌疑”之类的罪名被理所当然地否定了。但有人还是不愿意痛痛快快为刘忠笃平反,总想在他的档案中留点什么,以证明当初整人事出有因。
经过了将近一年的复查,到1981年4月,终于写出了结论草稿,指出1978年对刘忠笃的审查纯属错案,1979年对他的处分也是错误的。但是在对原来搞的逼供材料如何处理上,他们又发生了分歧。
刘忠笃本来对复查组寄予希望,他切望摘去头上的精神枷锁,扬眉吐气地从事他的科技项目的研究。他失望了。何止是失望,新的压力又向他逼来。厂保卫科两次整他“有功”,被提拔为党支部副书记的那个人威胁他:“再去告,老子不怕你!”……
1981年10月,刘忠笃回重庆探亲,又同弟弟一起投入一个新项目——微型节能控制器的研制。在这期间他心脏发病,脚腕扭伤,医生写了病假证明。他带着这项具有很大节能效果的科技成果回到昆明,工厂却将病假作旷工处理,扣发了他的工资,探亲差旅费也不给报销。
在这种情况下,刘忠笃决定离开昆明,从12月18日起,他开始了“流浪”生涯。他先后到北京、广州、襄樊等地推广他自己研制成功的科技成果,并在当地有关单位的帮助下,继续进行革新发明。
现在,刘忠笃仍然在“流浪”,仍然过着没有节假、没有职称,也没有家室的生活。凡是了解他的处境的人,都期望这位在科学技术上有作为的青年人的艰难状况能够尽快改变,期望云南省、昆明市尽快为他平反,合理解决对他的安排使用问题。人们还提出:有关的部门、单位应该从这件事总结出那些教训?对那几个过去整过刘忠笃,现在还在阻挠为他平反,还在对他进行威胁的人应该如何处理?这种人继续被重用反映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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