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仪中 仲呈祥 |
1983-10-31 00:00 |
清除精神污染 努力表现新人——从部分文学作品中的新人形象塑造谈起
第7版()
专栏：
清除精神污染 努力表现新人
——从部分文学作品中的新人形象塑造谈起
邓仪中 仲呈祥
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加强思想战线工作，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这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都具有深远意义。我们想结合近几年来的文学创作，就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自从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辞》中提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致力于在创作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已经出现的一批描写新人的优秀作品，以其新人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之“新”和性格之“活”，强烈地感染着广大读者，鼓舞着广大群众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去。
但同时，也无庸讳言，我们的作家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方面的努力，还不能适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还不够多。有一些作者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斗争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有一些人还热衷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历史和现实的东西。就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塑造来说，真正具有活的性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典型还不多。在这方面，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中存在着两种有碍于塑造具有丰富性格的新人形象的偏向：一是在追求新人性格的丰富性时，忽视了新人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即性格的质的规定性，脱离生活人为地制造性格的复杂性，把丰富性变成了随意性，复杂化变成了芜杂化，以至损害了新人形象；二是在强调新人性格的质的规定性（社会主义倾向的明确性）时，又重复过去的弊病，冒出了同样是脱离生活的把新人性格简单化、脸谱化和意念化的苗头，从而削弱了新人形象的艺术感染力。这两种偏向说明，在塑造具有丰富性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上，既要防止人为地复杂化，污染新人的性格，又要防止简单化。这不仅是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且是创作实践中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不能“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而应在“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及其“现实生活过程中”，“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他们结合着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和评价，反复阐明要按照对现实关系真实、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去塑造典型，描绘人物性格，不仅要表现人物做什么，而且要表现人物怎么做，表现出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他们指出，一方面，要防止在创作中“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的“席勒化”倾向；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把人物性格内核分裂的“恶劣的个性化”倾向。并且明确地提出，在性格塑造上，应当力求做到社会主义倾向的明确性与个性描写的丰富性的统一。很清楚，这正是我们今天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所应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美学原则。
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首先必须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明确性，即新人的质的规定性。人物的性格有了这个特点，则无论如何丰富、复杂，都有了重点。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新人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体现了这个本质特征，就具有了“新”的特色和性格的质的规定性。譬如，作为新时期改革者形象的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和丁猛（《三千万》），前者雄心勃勃，刚直果断，锲而不舍，勇于进取；后者刚柔相济，粗中见细，讲究胆略与策略的结合。两人的气质、品格、风度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信念和求实精神。他们身上闪耀着体现社会主义信念和精神的光彩，这正是他们堪称新人形象的根本所在。《高山下的花环》中，梁三喜淳朴、忠实，既严以律己又诚挚待人，很少豪言壮语，苦恼时还曾有过“干脆转业”的个人考虑；靳开来心直口快，一腔热血，但嘴头子上常说牢骚话，也闹过要转业；……可是，一旦大敌当前，祖国召唤，他们身上因党和人民长期哺育而流灌在血液中的革命信念和爱国情操，便消融了平时显露的各种消极情绪，迸发出夺目的火花。正是因为作者从现实生活出发，活脱脱地展示出这些新人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而使读者感到真实、亲切、可信；也正是因为作者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精神，令人信服地揭示出新人闪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情操，因而使读者从中受到鼓舞，获得力量。可见，深刻地表现新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新的时代精神，确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首要条件。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些作品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失误。有几部描写“青年探索者”形象的小说，从作者那赞赏的笔调可以判断，作者主观上是把笔下的人物当作“新人”来塑造的。但是，读罢这些作品，读者不能不在其中的“青年探索者”形象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境界上打个大问号，因为他们或从宗教教义中探求“人生的真谛”（《晚霞消失的时候》）；或从西方唯心主义哲学中寻找“人性复归自然”的出路（《近的云》）；或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获取追逐利己主义目的的精神力量（《在同一地平线上》）。这样的人物的性格的主导方面偏离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丧失了社会主义的倾向，是决不能称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样的人物进行了错误的审美判断，以丑为美，倾注了不应倾注的赞赏，这不仅有碍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而且正是歪曲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给人们以严重的精神污染。
还有一种情况，即使是某些优秀之作里的形象，如果用社会主义新人性格的质的规定性的高标准来衡量，似乎也还可以更精益求精。《赤橙黄绿青蓝紫》里的刘思佳未必堪称新人，他是朝着新人方向成长的人物形象，其性格的典型化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掩卷凝思，似乎觉得作品在表现他性格的复杂性时，恰切地表现他作为向着新人方向成长的人物的性格的质的规定性方面还嫌不足。例如，作品用过重的笔调描写他对汽车队女副队长解净的反唇相讥，以及写他对现实的冷漠观望甚至看破红尘。这些，在表现性格的复杂性上固然有其特殊的艺术效果，但由于未能站在应有的高度表现他向积极方面逐渐靠拢的“现实生活过程”，以至与后来的救火壮举显得不那么和谐一致。不是说不能描写新人或向着新人方向成长的人物身上的缺点，写了缺点就违反了新人的质的规定性；而是说这里有一个
“度”，有一个艺术分寸感，超越了这个“度”，就势必违背生活的辩证法和性格发展的逻辑，损害艺术形象的美感。为什么某些读者总感到刘思佳身上有那么一点令人难以言状的不快之感，原因恐怕正在于此。至于刘思佳形象之后，某些作品争相依傍和模仿，出现了一批“刘思佳式”的形象，其中不少平时放荡不羁，甚至违法乱纪，而一到抗洪救灾、与歹徒搏斗等关键时刻，都无例外地挺身而出，成为了不起的英雄。这种人物的性格显然有一种人为的复杂化或二重性，缺乏新人的本质特征，是难以起到鼓舞人和教育人的社会作用的。
当然，在强调把握社会主义新人性格的质的规定性时，切不可忽略或伤及新人性格的丰富性。如果说质的规定性是灵魂，丰富性则是基础。离开了灵魂的基础势必虚飘，丧失了基础的灵魂难免伪饰。活的人物性格都必然是真实的性格，而性格真实的关键在于真实地描写性格的客观实在性，即人在现实关系中形成的性格（包括情感、心理状态等）的本来的丰富性、复杂性。新人如果只有一种信念，没有独特的喜怒哀乐，没有丰富的情怀，不食人间烟火味，就会成为信念的传声筒，变成某些政治概念的演绎物。这方面，切莫忘记和重犯我们过去往往把英雄人物性格简单化、理念化、脸谱化的错误。
表现社会主义新人性格的丰富性，就要在把握性格的社会主义倾向性的同时，准确描写性格的诸多方面。黑格尔曾联系阿喀琉斯这个英雄典型说，只有描写这样的多方面性才能使性格具有生动性。这里所谓的多方面性，包括描写人的缺点、错误以至创伤。这样的描写也是生活本身决定的。金无赤足，人无完人。生活中的人如此，作品中的人物可以而且应该比生活更集中概括，但决不能脱离生活而“拔高”。今天，我们处在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历史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情感、行为，是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特别是经历了十年动乱这样的非常时期）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产物。他们身上往往会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与其它非共产主义思想、道德的激烈斗争。真实而准确地描写这种斗争的特点并展示前者战胜后者的必然趋势，就必然增强社会主义新人性格的丰富性和时代特色。《西线轶事》中的刘毛妹，《燕儿窝之夜》中的“红姑娘”，《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李晓燕，这些人物之所以受到人们的称许，就在于其性格具有多面性融合而成的丰富性。他们富有理想，积极向上，又有各自的缺点，甚至都有特定环境造成的心灵的创伤。他们的性格具有歌德所主张的“单一的杂多”。这种“丰富而有重点”的立体化的性格，真实而可信，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和诱人的艺术魅力。
表现新人性格的丰富性，还要在把握性格稳定性的同时，注意写好性格的发展变化。新人性格在横截上是多面的，在纵向上则是发展的。马克思说过，作为新的经济形态及由此决定的新的意识形态的体现者，“本人也变化了，他们显露出新的品质，自身为生产所发展，所改造，形成新的才能和新的思想，新的交际方式，新的欲望和新的语言”。新人性格的这种发展，包括了不断克服旧思想、旧道德、旧传统的过程，即通常所说的成长过程。许多成功的作品，都注意了写好新人性格的发展过程。而《祸起萧墙》和《明姑娘》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谈到过自己作品在这方面的不足。傅连山、明姑娘形象，总的还是比较感人的，其所以还有点不太真实可信的“理想化”的痕迹，主要便在于没有写出人物性格日渐成熟的发展过程。《祸起萧墙》的作者说：“我只写了傅连山面临的客观上的掣肘，未能挖掘他主观上的局限性，而这种包括思想、眼界、学识和业务能力的局限，使他不可能具有点石成金、手到病除的‘神术’。他应该有一个复杂的痛苦的成长过程，不断地认识并努力从昨天给予的局限中挣脱出来，勇敢地跨向明天。我未能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写好人物性格的发展。”这，确实是新人性格塑造的经验之谈。
新人性格的丰富性，只有在社会矛盾的冲突中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我们所处的伟大变革时代，社会矛盾极其复杂、尖锐。置身其中的新人尽管信念一致，但生活道路和修养、阅历各不相同，在解决不同的社会矛盾时必然表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塑造新人形象就要在社会矛盾冲突中展示他们性格中新的特质，只有这样，才能直面人生，开拓未来。蒋子龙笔下的“开拓者家族”，大都是在改革与守旧的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示出丰富、复杂、明确的性格的，因而独具风彩，激人奋发。陆文夫的《围墙》虽不是正面描写波澜壮阔的斗争，却是通过修造围墙的小事，透视出变革的推动力与阻碍变革的习惯堕力的尖锐矛盾，并从中刻画了实干家马而立的丰富性格。与这些作品相反，某些作品背对现实，面向“自我”，脱离社会矛盾而醉心于“自我”的“小小悲欢”和所谓“潜意识”，故弄玄虚地臆造所谓复杂的心理和病态的人格，散布动摇、悲观情绪，污染青年读者的心灵，我们应给予足够的重视，注意防止和清除这些消极的东西。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性格塑造的美学原则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技巧问题，它关系到作家的世界观、美学观以及对生活的积累、认识和评价。作家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树立高尚的美学理想，才能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新人的特质，敏锐地发现新人的闪光；作家只有把创作的视线投向生活，才能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艺术概括，从而塑造出具有丰富性格的新人形象。时代和人民呼唤文学创造更多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我们的作家一定要知难而上，担负起新时期赋予的历史重任，注意清除精神污染，创造更多具有丰富性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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