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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 刘国胜 1983-11-30 00:00

傅贵沉浮记〔报告文学〕

第8版()
专栏:

傅贵沉浮记〔报告文学〕
刘宾雁 刘国胜

去岭南的路,他走过好多趟了。一见妙发屯,他就心情黯然。一座座又矮又破的土房,好象见不得人似的,匍匐在地面上。房子是用细细的木头歪歪扭扭支撑起来的。偶尔看见一个人,也常常是衣不蔽体,脸也叫烟熏得黑黑的。他知道,这里,人们冬天生不起火,把烧完饭余下的木炭火放到盆子里,围着烤烤,对付着过冬。
“住在这些破土屋里的人,心地都很单纯,本来很好领导。”他想道,“问题就是缺少一个好的领导。我来干,就未必会弄成这个熊样子!”
此人姓傅名贵,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方圆几百里内一个知名人物。十几年来,在生产队会议、万人大会和省级会议上被点名批判过,不断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在我们离开佳木斯的前一天,又传说“傅贵被捕了!”可那时,我们正坐在傅贵的炕上和他唠嗑呢。他夸口说:“也不是我吹,今年要是不遭灾,红砖不滞销,大队人均收入就能达到700元钱,加上家庭副业,就够1,000元了。”
四年以前,他担任黑通大队副队长时,人均收入是36元。可那时候大队支委全都反对他,公社党委也只有书记刘广才一个人赞成他担任大队领导。也难怪人家反对,那时候他刚从监狱里出来,党籍还没恢复呢。此外,一个贪污的会计还往他身上栽了赃。想起这件事,他愤愤地对我们说:“一百多块钱!把我傅贵看成什么人了?我能爱小?我要是干那种行当,也得是劫皇纲,抢皇粮的!”望着他浓浓的眉毛和密密的络腮胡茬子,我们点头称是。倒退五十年,他多半会是一个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这时,见他忽然笑了,眼睛盯着坐在炕梢儿上的老伴儿刘秀霞。笑什么呢?刘秀霞一边叭嗒叭嗒掉眼泪,一边数着10元一张的人民币。原来他家的全部存款4万元,都借给大队和私人了。秀霞好不容易借来1,000元钱作家里的生活费,傅贵又非让她交出500元不可——因为大队建厂房,买水泥等钱用呢。

1965年初,他被选为第二生产队的副队长。仅仅一年,这个队的劳动日值就从1角2分激增到1元2角。那年冬天,他被撤职,还被批斗了103场,罪名是“打击贫下中农,混淆阶级阵线”。还赔进去一个老爹——他爹被那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场面吓疯了,后来又自杀了。
他爹悬梁自尽,是因为儿子不听他劝告,又去担任第四生产队的队长了。那是个什么队?接连换了13个队长,越换越穷。可是到1975年,就是距上次被批斗十年以后,傅贵又一次成了罪人——佳木斯市郊区头号“党内资产阶级”分子,原因是他把生产队又搞富了。他上台的时候,四队社员每干一个劳动日不仅得不到报酬,还要为自己的劳动倒贴一些钱。他下台的时候一天工分值达到2元钱,偿还了生产队欠下的全部外债,从吃返销粮到存粮10万斤,从一无所有到机械成群、备件满库。这一切倒成了他的罪状!
结果,是在牢房里度过1,000多个昼夜。他有时间去总结教训了。
从二队到四队,干部手脚都不利索。不是“贫协”的人,书记、队长、会计、保管、出纳一概不能当。只有“砸一斧子冒金花,根红苗正”的人才能当干部,而一当上干部,很多人就都往自己家划拉。这些人和他们的三亲六故,大都成了所谓“二懒奸”。傅贵想:“农村穷,根子就在这里。这些年的政策惯坏了一批人,全家老少躺在社会主义上,这还好得了?”
他一当队长,就打破了十几年一贯死气沉沉的局面。不管那些“二懒奸”怎么怠工、破坏,几十间公共大院套建造起来了;各种型号的拖拉机、汽车添置起来了;可劲儿从城里往地里运粪;把科学用到庄稼上,粮食丰产了;搞运输,办工厂,现金收入激增了……
那些没有特殊地位、只能靠集体富裕才能过好日子的社员,信心和干劲叫傅贵给鼓动起来了。贪、懒、奸惯了的那些特殊人物却叫傅贵给得罪了,因为他要求严,不管“皇亲国舅”,谁不干活或是瞎哄弄,他就批评谁。于是,尽管他是祖祖辈辈纯而又纯的贫农,却成了妨碍人家“坐江山”的异己分子。人家不能随意搂和偷,餐桌上的肉、油、菜少了,盖房子的砖瓦木料也来源不畅了,还得出工干活,能不恨他吗?
他在牢房里一条教训也没总结出来,还野心不死,老是想着:“出去以后,又请我出山怎么办?光靠种地肯定富不了,土地就是那么多,也不下仔儿,还得办砖厂!”于是他就在牢房的地上设计起未来的砖厂来。倘若不让他当干部怎么办?他又设计起自己的住宅——八间大瓦房,尖屋顶下多建半层,作秘密养鸡场,养它500只鸡,连一只鸡下多少蛋,一年能卖多少钱都算出来了。

1979年8月,傅贵出狱了。
他到四队队部去,见到的是一片断壁残垣。三十几间车库、办公室和猪舍,大部被揭去屋顶,凡是能够拆掉和移动的木料、砖瓦都变成那些“二懒奸”的私产了。拖拉机、汽车、油泵……不见了。库房里原先装满机械备件和粮食,空了。那是他和社员好几年白天夜里付出的心血呀,他身上还留下两块伤疤呢。倾家荡产,也不过如此吧?怪不得这些年左一个“批判”、右一个“斗争”呢,是给这些人扫清道路呀。当年他们偷一根木杆,傅贵罚款二元五。不把他“清理”掉,人家能抢走几十立方米上好木料和扒掉几十间砖房分文不付吗?
到过春节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已经一年,但那股和煦的春风还没有吹到祖国的这一个角落。年三十晚上,要不是公社领导挨家送去猪肉、白面和现金,黑通大队就有一多半人吃不上一顿饺子!有些人家连只煮饺子的锅也没有。这也真称得上是一大奇迹:几百名劳力,“大干苦干”了那么多年,国家还给了50多万元贷款,到头来一无所有,还欠下那么多“三角债”(私人欠生产队,生产队欠国家)!你若找到一本政治经济学的书说清这个奥秘,算你能耐!你还找不到一个人负责,没有一个人为此写忏悔录。
山穷水尽,实在没辙了,这才又想起傅贵。傅贵呢,也当仁不让,第三次上台。施政纲领的第一条,就是要建个大砖厂。可是钱从哪儿来呢?“年产1,000万块红砖!”这个数字又吓人一跳,都以为傅贵是胡吹瞎扯,其实他胸有成竹。
他会“指山卖磨”。城里很多经济部门的干部知道这人有本事,讲信用。“你们今年用多少砖?10万?50万?好,保证按时按质按量交货。”他预收了货款,砖厂的资金就来了。他亲自修改设计,组织施工队伍,精选出领导班子,还亲自到现场指挥。工厂如期建成,成了全大队的一棵“摇钱树”。
1980年,建成第一个砖厂。1981年建起两层楼的大队办公楼和卫生所。1982年建成三层楼、面积1,860平方米的小学校舍,工期只用了100天,创了那一带建筑史上的纪录。1983年又建起规模更大(超过那一带所有国营砖厂)的第二个砖厂,使红砖生产能力达到5,000万块。他越干越大,已经叫人眼晕了,还不断搞点新玩意儿。当别处正在把生产队划小时,傅贵却提出把九个生产队合并成四个,分别从事粮食、蔬菜、养殖等专业生产。
好心人也替他捏把汗。那时候他那个老毛病还没改——一见偷懒耍滑、损害公共利益又不听劝告的,就忍不住口出不逊,甚至抡起长长的胳臂动武。“家有贤妻,免遭横祸。”傅贵的妻子秀霞可谓贤矣,一天到晚在家为丈夫提心吊胆。一听到外边有人吵吵,心就发怵。“别又是他跟人吵架了吧?这人嘴黑嘴冷,脾气暴躁,尽得罪人。”丈夫得罪了什么人,她立即登门说小话;由于每个人都可能是丈夫得罪的对象,她就养成了对任何人都笑脸相迎、慷慨帮忙的习惯。傅贵每提出一个目标,都叫她吓一跳,“咋搞那么大呢?行吗?”“楼不盖不行吗?”“砖厂不盖不行吗?”枕边左叮咛右规劝,每每招来一阵痛骂(她是傅贵最不怕得罪的人),可是她的积习也难改,硬是要刺激那个大男子主义。
傅贵说:“这人没脸,说她一百回也不改。老爷儿们的事,她老爱插嘴!……我这个人,决定要干个啥,谁也别想把我拽回来,非干到我理想的地步不行。她老是怕我干大了,张了脚,得罪了人,费力不讨好。操那些心,白费!能听她的吗?听她的,啥也别干了……哼,指望我泄劲了?指望几句话解劝得了我?谁也说不到我心里去!”

傅贵这个人的形象,放到黑龙江粗犷豪迈的高山峻岭、莽莽平原这个背景前面,显得很和谐。他的性格呢,跟祖国加速现代化这个历史需要也很一致。但是,那些由某些传统观念和古老习惯做成的框框,是很难放进他的画像的。有人能够接受“假、大、空”,却讨厌“真、大、实”,你说怪也不怪?真和实总比假和空好吧?
也有不怪的一面。傅贵的祖祖辈辈也是老实巴交、安贫知命的庄稼汉,都是将将就就、对对付付度过一生的。到了傅贵这一代,忽然脱了轨,离了辙,背叛了古老的传统。他不满自己的老祖宗,公然宣称“他们没志气,没能耐!”
老天爷并没有厚待姓傅的这个孩子。八岁上,他就得给人扛活,自谋生计了。“为什么我就非给你扛活不可呢?有一天,我得叫你给我扛活!”——十来岁上,他就有了这个意念。那,就得发财;要发财,就得有能耐。偏巧这孩子对天地间万物都非常好奇,对人间任何劳作都有兴趣;干什么都想超过他人。于是他便象肥沃黑土上的庄稼似的,不需人工施肥,舒舒展展地发展起自己来。然而真正解放了他身上的创造力量的,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从此,他真正自由了。分到的三垧地(相当于45市亩),不够他种的。伐木、捕鱼、打猎、建筑、运输以至做买卖,没有他不干的。他饱尝了冒险、征服和获取的乐趣。人说他“很会捞钱,但是不管钱叫爹”。他是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却不肯参加互助组和合作社,觉得人心不齐,“归大堆儿”就会偷懒耍滑。后来他索性去当工人了,找的是冒险、出大力和赚大钱的工种。他年年季季都是先进生产者,还入了党,可见又不光是图钱。久之,又嫌老干同一种活儿太乏味,受拘束,施展不了自己身上的“能水儿”,又不干了。1962年回乡,想当个个体捕鱼户。没想到鱼网还没织成,政策又变回去了。正是这时候——他当上生产队长的时候,傅贵才终于明白了,他多年来废寝忘食所追求的并不是个人发家致富。他原来是不甘于虚度一生,要把他的精力和本事都施展出来,现在终于找到地方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担当一个组织者的角色,用他的勤奋和智慧去调动自己和他人改造农村,由穷变富。
于是,他就不能不侵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了。他不断开拓和创新的行动又扰乱了知足常乐者的安宁。他超出传统的小农经济活动手段为集体办事,有人认为是歪门邪道。他的突出成绩还引起碌碌无为者的嫉妒。又由于他干得太欢,那些抵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人又迁怒于他。于是,他的日子不好过了。

傅贵领导黑通大队四年,公共积累翻了三番,人均收入增加了12倍。建起一排又一排新砖瓦房。一座座砖瓦水泥结构的公共厕所,使居民卫生条件超过了哈尔滨市许多街区的水平。还有4,000多米长的沙石路呢,还有5万株新松在不声不响地为黑通的子孙积累着财富呢……三十年来未能实现的变化,在三四年里完成了。
这都是谁也抹杀不了的铁打事实。奇怪的是,黑通穷了那么多年,没有“舆论”,没有人说大队支书某某人应该下台;现在明明变富了,傅贵却成了一些持续不断的谣言攻击的目标。
“叫那小子闹腾去,他长不了!”“现在这政策长不了,早晚得变!”说这种话的人,对于1976或1966年以前那个局面恋恋不舍,因而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如虎添翼的傅贵这种人物,总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甚至仇视。
“他们还把‘四人帮’那本假经当作真经念呢!”傅贵愤愤地说,“我要有点文化就好了,我就能用真经去破那本假经。不然,就好象马克思老在他们家炕头上坐着似的!”
我们和傅贵去看被“二懒奸”们破坏成一片废墟的四队队部时,有两个穿着一尘不染的工作服和洁白球鞋的年青人在那里游荡。他们是“二懒奸”的后裔,近几年农业活不干,一直在城里做买卖,现在回来分粮食和秋菜了。那两人向我们射过带有敌意的和轻蔑的眼光。
“这两年,大队给这个队补贴了7万元钱,”傅贵说,“走的走,怠工的怠工,年年亏空!”
我明白了:原来迷信“左”字号“真经”的人并不全是出于笃信错误的理论。念那本经,有权力和实惠可捞。
曾和傅贵一起坐牢的难友赵松林到黑通大队一看,对傅贵说:“还是你胜利了!你在牢房里设计和向往的东西都实现了!”
傅贵不以为然,说:“眼下才不过是一个开始呢。我想在佳木斯车站前面盖个6层楼,开个大旅社。还要建个炼油厂。还要请城里退休教师来办中学补习班。我要搞大型专业户,叫有本事、有干劲的人把能耐全使出来!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嘛。”我们想起当地的同志说的一个“懒王”的故事来。那人一冬天在炕上烤火盆边上偎着,吧嗒吧嗒抽卷烟。炕上一堆包米棒子,他也不剥。问他为什么不娶个亲,他说:“我不娶媳妇,睡觉多累人呀!”傅贵是个同“懒王”处于相反极端的人,所以他知道人身上潜在着何等雄厚的创造力量,问题是要善于去发掘,而不是去窒息。
傅贵每天睡眠不超过四五个小时。一日三餐动不动就减免一顿——在外头张罗事,回不了家。每周至少有两晚要从被窝里爬起来去查夜。当年单干时还没这么辛苦过呢。他心里想啥呢?
“我不服穷。我这人不呆不痴不聋不瞎,黑通穷成那个熊样儿,我不忍,我不服!日本国土比黑龙江小,人口比这个省多两倍多,黑龙江为什么就赶不上日本?黑龙江为什么还要吃外省粮、外国粮?我不服!”傅贵说,“我瞅不惯那些奸懒馋猾的人,我瞅不惯正经人受苦受累却不得实惠,还要受欺受压,不敢说话。我不服,我要改变。那些掌权的‘二懒奸’越是整我,我越要好好干,让大伙儿看看我有这个本事,我是真心!”
还有什么个人打算呢?“我还想出名。搁啥出呢?社员富起来了,一说,是傅贵带领大伙儿干的。二三十年后,我死了,那学校大楼还塌不了吧?兴许哪天有两个小学生想起来,说一声‘多亏那老傅贵……’我就心满意足了。”
应该说,傅贵是个幸运儿。若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政策,他能折腾到哪儿去?准得第三次被打倒。现在,合江地区、佳木斯市等各级党委都支持他。就是有一件事不舒心。“城里城外老是‘舆论’我,”傅贵说,“我有三分之一的劲头叫他们‘舆论’掉了。”空气里老是有某种元素,呼吸多了,连傅贵这员久经沙场的老将有时也沉不住气了。他悄悄叮嘱市委宣传部的同志说:“你们消息灵,政策一变,可千万早点给我透个气啊!”
临别时,他说:“我心里还有好些花骨朵没开呢!只要那些人别再捣乱,这些花骨朵就蔫不了,准能开出花来。不信,你们明年再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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