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波 |
1984-01-31 00:00 |
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学习整党文件的一点心得
第5版()
专栏：整党学习体会
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
——学习整党文件的一点心得
杨 波
集中20多天的时间学习整党文件，边学边想，按照整党文件的要求，以做一个合格的党员的标准来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和工作问题，我有以下一点心得。
回顾我入党以来的历史，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同中央保持一致，从组织性方面来检查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但就自觉性和创造性方面来看，那就有相当大的差距。仅就近几年的思想状况来说，由于自己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影响，受个人崇拜的思想影响较深，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同志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我当时是接受的，思想上没有任何的异议。当报纸上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时我在山东工作，也曾在省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提过这个问题，认为应该讨论。但当时我思想上仍认为这个讨论还是批判“四人帮”的，没有意识到华国锋同志有严重的错误。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批判“两个凡是”的时候，我开始认识到这是一个原则的错误，是一个路线的问题。自己开始有一点觉悟。特别是小平同志1978年12月13日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讲话，讲到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我开始认识到自己思想僵化，受“左”的影响也是很深的。在这以前，说脑子里一点想法没有，也不是。毛主席讲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好多事我自己思想也不通，也想过是不是对毛主席也得一分为二呀？但是，这个想法只是一闪而过，再不敢想下去，就象小平同志讲的那样，确实不敢越雷池一步。正由于这样一个思想状况、思想基础，“两个凡是”的错误我接受也是很自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工作会议和小平同志的报告，以及全会提出来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是完全拥护的，思想上没有任何异议。但当讨论农业问题时，提到包产到户，我的思想是有怀疑的，不解放，觉得这样是不是倒退呀？这个话在讨论时我并没有讲，但思想上是有这个问题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自己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很深，不敢冲破旧框框；另一方面，在“文革”中我在这个问题上受过批判，心里还有余悸。另外，也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当时根本不了解农民在想什么，要求什么。因此，当有些同志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思想是有疑虑的，并不是那么接受的。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小平同志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的，我衷心拥护。实践也教育了我，提高了对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我到部里工作一年零八个月了，在同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这个根本问题上，自己检查没有大的问题，但也不能说没有问题。从组织服从这一点来讲没有问题，自觉性也有提高，但从结合轻工部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来检查就有问题。小平同志讲：“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按照这个要求来对照自己，那是做得很不够的，有负于党对自己多年的培养教育。如落实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任务，轻工业如何翻两番？我们要抓几个什么关键问题？实事求是地讲，我不能说一点脑筋没动，但动得不够，没有提出有创造性的意见。这次在学习文件中，同志们对部里的工作、我的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下一步学习中和下一阶段的对照检查中我要很好地考虑。
入党以后，经过党的多年教育，逐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信念，逐步提高了共产主义觉悟。这一点，即使在十年内乱时期，自己也没有动摇，对党没有丧失过信心。但在自己的思想领域中，公与私的矛盾斗争始终存在着，有的时候私字还占上风。
不正之风，目前在我们党内还相当严重，在我自己身上也有。自身有不正之风，也是私字的一种表现。对这样一个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关系到党的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我的认识是不深刻的，觉悟是不高的。耀邦同志曾经讲过，凡是联系到自己的事情，损害了党的利益，要敢于吃亏。按这个要求，我没有完全做到，有的时候不是吃亏的问题，而是沾便宜。我举几个例子。我的大女儿从农村插队回来，我当时刚“解放”不久，还在干校劳动，就托一位在北京的老同志把她安排在工厂里当工人，现在还在这个工厂里工作。应该说这是搞不正之风，是托了熟人才进到这个工厂的，不然是进不去的。在山东工作期间，我也给4位同志的子女安排过工作。在山东和在部里工作期间，我都吃过请，买过便宜东西。这也是不正之风。远的不说，就说去年8月我在山东跑了七、八个县，每到一个县都吃过请。自己明知这样不对，也打过招呼，可到时候酒菜摆到桌子上，情面就拉不下来，还是照吃了。我在山东工作期间，还给别的同志买过市场紧俏商品，如烟台的手表我带到北京来的起码在200块以上，50元钱一块，价钱没打折扣，但当时市场上不好买。我还代别人买过自行车。我自己1975年到上海也通过熟人走后门买了一块当时的高级手表。我坐无轨电车时，一个青年问我这块表是从哪里买的，我说托人买的，不是在市场上买的。他说了一句俏皮话：“还得有门子啊！”这实际上是对我搞不正之风的批评。
我的官僚主义表现，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也不是不动脑筋，不亲自动手，遇事推诿，怕负责，而是属于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这一类。如同志们提到的轻工业如何开创新局面？我们许多行业的技术政策怎么定？技术改造规划怎么抓等等大问题，我就没有很好调查研究。在执行民主集中制这一组织原则方面，我对同志们的意见一般还是能听的，但有时听得不够。集中有没有？也有。但有时集中得不当。毛主席讲，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我还没有学会。这对一个负责干部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也是工作作风的问题。
这次用20天的时间坐下来读点书，我回忆了一下，是自1943年参加整风以后的第一次，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今后，自己要挤时间读点书。这要从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着手才行。不然，还是整天忙忙碌碌地陷在日常事务和文件堆里，那就读不成。而不读书，也就提不高，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我有决心、也有信心通过这次整党，认真清理自己的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做一名合格的党员、合格的干部。
（作者杨波同志是轻工业部部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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